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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專欄》面對威權統治…一肩扛起重任的女人們

台北市 228 關懷協會會長林黎彩(二二八受難者林界之女)、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會長藍芸若(白色恐怖受難者藍明谷之女)。/芋傳媒資料照片

在威權統治時期,國家全面打壓、肅清異議者,導致許多家庭無法回復的傷害,這些傷害至今仍隱隱作痛。

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在合照時忍不住掉下眼淚。
芋傳媒記者簡翊展攝

政治暴力創傷與其他類型的創傷不同之處,在於「政治暴力」經常是由原本理應保護人民、捍衛公義的國家,透過體制、以系統性的方式進行的人權迫害,受害者的創傷不僅來自直接遭受的肉體折磨與精神上的打擊,也來自國家刻意運用輿論製造的社會污名,令政治犯遭到異樣眼光看待,難以重返集體社群的生活。

在「獄外之囚」口述歷史紀錄,以及促轉會「政治受難家庭身心需求訪查」中,我們重複看見,政治受難者不僅是政治犯本身,未曾實際經歷牢獄、刑求的家庭成員,亦承受極大的苦痛。她/他們可能是某位受難前輩的伴侶、家長、手足,或者子女,儘管在受難故事中,這些家屬經常被視為案件的配角,

但由於情感生活和生命經驗與受難者緊密相連,政治暴力也成為她/他們人生中難以擺脫的陰影,如同需要不斷與之對抗的無形惡靈。

秋菊的舅舅是泰源事件的受難者,她隱約記得,小時候的某一天,媽媽帶著她到臺北領回舅舅的大體。回家後,阿嬤告訴剛上小學的秋菊:「今後舅舅就是你的爸爸了。」阿嬤要她為這個不曾謀面的舅舅捧飯、守孝一年。年幼的秋菊不懂為什麼,只是照做。從街坊鄰居的傳言裡聽說,舅舅是流氓,因為做了壞事才被關、被槍決。

「為什麼我要當流氓的女兒?為什麼我要為流氓捧飯呢?」突如其來的新身份讓秋菊感到困惑,但她卻從來不敢問出口。

記憶中,舅舅出事之後,媽媽總是恐懼不安。她記得媽媽總在夜裡被惡夢糾纏、哭喊著,直到被旁人喚醒。日常生活裡,媽媽極盡所能地保護孩子,甚至嚴格限制她與弟弟妹妹們的作息和交友,規定她們放學之後要立刻回到家裡,不能跟其他同學們一起參與課外活動,也不能與鄰居的小朋友遊玩。當時嚮往外在世界的少女秋菊,幾乎沒有機會結交朋友。

身為長女的她,雖然中學時成績優異,卻為了肩負家中經濟與照顧弟妹的重擔,早早離開學校出社會工作。她不確定這樣的童年經驗究竟在她們姊弟身上造成了什麼影響,但秋菊一直掛心的幾個弟弟,在成年之後確實難以適應社會環境,無法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在這樣的家中成長相當辛苦,長久以來除了歸咎於命運,她沒有太多其他的角度去理解自己所面臨的困境。直到多年以後,從口述歷史裡認識了舅舅的故事,過去生命中種種令人困惑的碎片之間才有了聯繫。秋菊恍然大悟,原來舅舅走後,曾經施加在舅舅身上的政治暴力與壓迫,也壟罩著母親;母親無法對孩子或任何人表明自己的恐懼,只能用限制孩子生活的方法,盡力保護他們。而長女秋菊,在懵懂中承接了母親的擔憂,默默承接起照顧家庭的角色,支撐了母親以及這個失去舅舅的家,蹣跚努力至今。

過往,因為傳統社會既定的性別角色,女性在政治案件中承受政治暴力創傷的事實,經常只被理解為弱勢婦女的共同命運。

夾在確實存在的國家暴力和傳統性別壓迫之間的秋菊,至今仍在摸索訴說和理解自身苦痛的言說方式。但是能夠從史料中了解舅舅的真實樣貌,能夠為當初年幼的自己尋回日日悼念祭拜的意義,對秋菊來說,是為自己飄渺的生命找到定錨點的開始。一如許多受難家庭的女性,秋菊積極以其韌性面對無法操控的命運苦難,也默默將自己嵌進這段撼動時代的歷史。

圖片來源: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原文出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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