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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洋而來的目光:一位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戒嚴

臺灣省戒嚴令。 / 圖片來源:截自段宜康臉書

池田維大使將其外交生涯對台灣戒嚴的觀察與瞭解,以訪談方式呈現於本文。

問:池田先生進入外務省不久後的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曾在台灣學習中文,能否說說當時的情況。之後,也曾在中華民國(台灣)的日本大使館工作過吧。

答:我進入外務省的那年夏天,以「外交官補」的資格派到台灣。這是我首度在駐外使館工作。研修期間的任務是學習語言,所以並未直接與大使館的業務有關。但是,有時聽聽大使館指導官(參事)的訓示,大使館有大型活動時,我也會去幫忙。在那樣的狀況下,我幾乎不知道當時的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之間,一般的官方業務為何。

但是,對我而言,六○年代初期在台灣生活一事,是我在觀察後來台灣的變化時的寶貴經驗。回想當時的台灣與現在的台灣,有幾項很大的不同,在此我僅列舉兩項。

第一項是,當時的台灣處於戒嚴令下。台灣戒嚴令的實施長達三十八年,在世界上,除了共產國家之外,沒有像這樣實施戒嚴這麼長的。

與蔣介石總統一起從中國大陸遷移到台灣的國民黨實施一黨統治的時期,雖不如現今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那般徹底,但那還是個沒有充分自由的世界。例如,我們宿舍裡的學生若有七、八人聚集的話,就會有看似監視員的人到宿舍周邊徘徊察看。這樣的情況曾發生過幾次。

從日本寄來的報紙會被塗黑,從日本寄來的信也很明顯可看出被拆封過。在「漢賊不兩立」的時代,街上很多地方可看到掛著「反攻大陸」的標語。此外,搭巴士時,也可看到寫著「勿談論國家大事」的標語。那是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隔著臺灣海峽嚴重對峙的時代。

從前在臺灣街頭常見的反攻大陸標語。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作者:Changlc

當時住在台灣的人民都以身為「中國人」為大前提受統治。今日,「台灣意識」、「中國意識」有多麼強,可從很多民調看出其變化,但當時是禁止實施那樣的民調的。

直到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才解除戒嚴令。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病逝之後,根據憲法規定,副總統李登輝就任為總統,之後台灣開始邁入民主化時代。亦即,台灣的民主化從開始至今,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歲月。

1987 年 7 月 14 日,蔣經國正式宣布,臺灣於次日零時起解嚴。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隨著民主主義的紮根,在台灣,擁有「台灣意識」的人逐漸增加,現在「自認是台灣人」的人數遠遠超過「自認是中國人」的人數(根據國立政治大學的調查)。

我在台灣研修的時期,蔣介石政權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統治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誰才是「正統的中國」。蔣介石所留下的話當中有一句標語是「毋忘在莒」。這是中國戰國時代的一句話,意味著現在雖是困守台灣(莒城象徵台灣),但總有一天會「反攻復國」。當然,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個幻想,但蔣介石政權是建立在那個幻想之上。

戒嚴時期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在公開場合講日語是一個禁忌。回想我研修中文的六○年代初期的台灣,雖是戒嚴時期,但我在私人場合,不少台灣人會用日語和日本人交談,對日本人很親切、友善。但是,如果在公開場合講日語、對日本顯示特別親近感的話,形同政治上的禁忌。

蔣介石總統統治下的台灣,盡可能地希望消除日本統治時代的影響,因此當時社會科的教科書將日治時代的統治,僅以「殘暴的五十年」一語帶過。此外,教科書的內容,不教台灣四百年的歷史,而是教數千年來的中國的歷史、文化。

問:所謂的戒嚴令,在台灣所產生的「國家認同」上,具有何種意義?此外,蔣介石政權下,對於五十年間的日治時代的評價如何?

答:現在以台灣的人口比例來說,日治時代住在台灣的民眾與其後代被稱為「本省人」,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當中占八五%。二次大戰後從中國大陸遷至台灣的人及後代則被稱為「外省人」,占十幾%。此外,原住民約占二%。

日本敗戰,剛好是五十年的日治時代結束時,在台灣的人民因認為可回歸「祖國中國」而感到歡欣。但那樣的歡欣卻沒能維持太久。

實際上,從中國大陸遷來的外省人的軍隊當中,有很多是在中國大陸與共產黨內戰時打敗仗,「提著鍋釜」那樣的烏合之眾的殘兵。

1949 年國民黨逃難來台。
圖片來源:李德天 YouTube

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一起攤販的取締爭議成為導火線,蔣介石的先遣部隊殘殺台灣人。

版畫作品,恐怖的檢查。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作者:黃榮燦

有關「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所帶來的衝擊,前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曾指出,原因在於「文明的衝突」。他表示,「對比五十年間的日本統治的結果,在台灣已根深蒂固的『文明、進步、純樸、清廉』的各項特徵,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代表著『野蠻、落後、奸計、貪污』的人。當時,台灣社會與大陸來的軍隊之間存在著『文明的衝突』」。

的確,「二二八事件」令「本省人」對中國人的觀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巷弄之間有人說「狗去豬來」,這樣的「本省人」的反應,說明了他們內心的掙扎與衝擊有多麼大。

王定宇指出,被官方稱為「台灣光復節」的  10 月 25 日,在當年被台灣人戲稱是「狗去豬來」。圖片來源:擷自王定宇臉書

台灣的行政院所彙整的「二二八事件」報告書記載,推估這事件的罹難者約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罹難者當中大部分是接受日式高等教育的「本省人」菁英。「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戒嚴令之下,對於受日式教育的民眾的監視更為嚴峻,他們成了「沈默的世代」。在我研修中文時期的台灣,政治、經濟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是由「外省人」在掌控。

李登輝總統執政以後,政治上逐漸民主化,台灣人民變得可以自由地談論日治時代五十年間的事。一九九七年,對日治時代的評價有了根本性改變的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出版。

問:李登輝總統時代,如何評價過去日本的統治?

答:現在台灣的各種社會科教科書,即使之後課綱標準有所改變,但基本上也都是延襲這本《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內容。這教科書詳述日本統治時期日本對於反日運動嚴加打壓,也將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視為「義民們的武裝抗日事件」。但同時,對於鐵路、道路、港灣、農業灌溉用水的建設、治安的維護、製糖業等的產業開發、衛生觀念的養成等,對於日本在台灣「積極推動經濟改革及建設」的正面評價,也做了具體的描述。

《認識台灣》的陳述當中,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明載,雖然是實施日語教育,但二次大戰結束當年,台灣的初等義務教育的就學率是八○%,達相當高的程度。這相較於當時亞洲被英國、法國、荷蘭所殖民的地方,數字相當高。

日治時期台、日籍兒童初等教育就學率比較。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另外,與中國(清朝)實際統治台灣的二百多年相較,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台灣整體的治安情況是如何維護、公共衛生水準如何提升,使得死亡率下降等,《認識台灣》教科書也都有所記載。

如果知道蔣介石時代的教科書,將日治時代很簡化地概括為「殘暴統治的五十年」的話,對於《認識台灣》的評價的改變一定會備感驚訝。

一般而言,當時的國際環境中,要將日本過去的歷史做平衡的觀察是很困難的,新的執政者一定會謹慎處理,而不能將殖民統治時代一味地美化。殖民統治的一方與被殖民統治的一方看法不同,這是難以避免的。不過,《認識台灣》教科書整體而言,對於日本在台灣近代化基礎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給予了肯定、正面的評價。

二○○七年,李登輝前總統訪日時所發表的演講當中,曾對日治初期一八九九年起的八年八個月的時間,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事蹟有一番陳述。「當時,在盜匪橫行、疫病蔓延的未開發地台灣,後藤新平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礎……對我而言,後藤新平是偉大的精神導師。」

後藤新平。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何瑞藤曾在一份投書中寫著:「被清朝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在那之前是被視為『化外之地』,不僅是不衛生,也是傳染病蔓延、連小學都沒有的不文明之地。但日本施政僅五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之間,已創設了一一二間小學,奠定了教育的基礎。」此文中所謂的「化外之地」,指的是未受到中華文明洗禮的未開化的地方。

回顧過去,在我研修中文時期的台灣,是尚未開始民主化之前、蔣介石執政的時代。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尚處於關係不睦的情況,但學生之間彼此都盡量抑制那樣的關係,我與我外省人、本省人的友人之間,都能毫無隔閡地交往,這可說是年輕人的特權。

當時,中文的老師全都是中國大陸來的、講標準中文(國語)的「外省人」老師。年長的「本省人」基本上是講方言台灣話(閩南語或客家話),受過日本教育的「本省人」在私人場合仍會講日語。我當時覺得中文好像還是一種「外來語」。

如今歷經五十年後的台灣,外省人與本省人幾乎都講中文了,尤其是年輕人之間已沒有語言的隔閡。

問:研修時期是在台灣的大學學習的嗎?

答:我每天去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目前已改為國立)這所教中文的學校學習,但我學籍是在國立台灣大學的歷史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大樓。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作者:lienyuan lee
問:研修時期所認識的同學,包括台灣大學和師範大學的老師們,之後仍有交往嗎?這對於池田先生人脈的建立有助益嗎?

答:這點就是台灣很好的地方。現在的台灣是個開放、正常的民主社會,所以我和六○年代結識的友人,之後也有很多機會聯絡。我在擔任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的二○○五年至○八年之間,曾與友人在暌違幾十年的情況重逢。雖然並不是很多人,但其中本省人、外省人的朋友都有。

名字我不一一詳述,其中有上述的前台灣大學教授,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後來逃亡到美國的彭明敏,以及李登輝前總統的心腹、之後擔任亞東關係協會(交流協會的對口機關)會長的彭榮次,還有清華大學前物理系教授劉遠中,撰寫《流月》、《皇帝變》的作家何偉康。這些都是我在台灣研修中文的六○年代,所結識的少數知己。

我長年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所以結識的中國人(此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也不少。但是,

中國人有別於台灣人,即使有官方的互動,卻不能有私人的交往。

舉例而言,我和中國人之間,一定要避免寫私人的信件。有人想打擊特定的人士時,如果有留下信件的話,可能會被利用來當成「與外國私通」的證據。如果不想添對方的麻煩,最好克制與對方交流。

 

本文摘自《動盪的亞洲外交:一位外交官的證言》一書。

動盪的亞洲外交:一位外交官的證言

  • 作者:池田 維
  • 譯者:楊明珠
  • 出版社:允晨文化
  • 出版日期:201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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