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防疫作為國家意識的啟蒙──從施密特重估主權、民主與政治

本文作者為陳信仲，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連日以來的武漢肺炎疫情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願感染者能夠早日康復、逝去者能夠安息之餘，疫情所引發的各種爭論，對台灣人而言亦不失為一次難能可貴的政治教育。因為

它能幫我們釐清，為什麼此時劃定同胞的界限是重要的，而違反這樣的界限讓人深感憤怒的情緒又為何是正當的。

更進一步，它揭露了如范瑋琪、大小 S 等親中藝人甚至馬英九等親中政客等，名為「普世人權」、實則糟蹋台灣、通敵媚中的作為與話術，除了在政治、法律理論上站不住腳之外，更由內而外瓦解台灣的主權、破壞民主並事實上取消台灣人的政治性。這些警訊我們必須透過瘟疫加以警覺。

被「人權話術」隱蔽的主權

之前，衛福部長陳時中一席「自己選的國籍自己承擔」，以此阻絕中共惡意下的疫情擴散，果不其然地引起國民黨人的批判。馬英九率先發難，以高道德姿態批評這麼做是「民粹輾壓人權、歧視凌駕人道」，並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蔡英文政府吞下中共刻意營造的防疫破口。然而，關於馬英九「陷國人與防疫人員健康於危殆」的疑慮姑且不論，事實上他更以普世人權的話術隱蔽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功能，而這對國人同胞是危險的。

正常狀態下，依照法規的一般規範，是該保障人權與中配子女的健康。但現在台灣面臨的瘟疫，是非常狀態，或者以德國思想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話來說，是「極度危急狀態」、「瀕臨國家存活的危殆」，具備正常時期效力的法規的一般規範，無法處理這樣的非常狀態；此時「主權的主體是誰」、「這樣的主權者如何在非常狀態下做出（不受法律拘束的）決斷，以恢復正常狀態」的問題就會成為核心。

必須知道，所有的法都是「狀況之法」（Situationsrecht），只有主權者才能創造、保障法律得以成立的狀況。

因此台灣作為主權在民的國家，當然是以國民大眾為主權者。

在大疫當頭的非常狀態下，為了保障主權者國民大眾的健康、防堵中共帶來的防疫破口，讓蔡英文政府代表主權者行使「高於法律」的、「禁止非國籍者入境」的決斷，根本上來說正是發揮正常主權國家的權能。

被「普世措辭」戕害的民主

再者，不難從馬英九對陳時中的批評當中發現，即使沒有台灣國籍也要「人人平等」的「全球主義」──其實更貼切的說法是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這也是范瑋琪拿來罵禁止口罩出口的行政院長「狗官」的依據。

然而在這種非常狀態下要求接納沒有本國國籍的人，又或者要求稀缺的口罩出口，都會造成民主的危機。

施密特在《議會主義與現代大眾民主的對立》一文中，定義了民主。他認為民主是基於「同等者應被同等對待」的平等原則才產生的，但同時必然會有「不同等者則不被同等對待」的結論。

換言之對實質上的民主來說，「同質性」是不可或缺的，並且若有必要，則應當排除甚至殲滅「異質性」的東西。

過去的人為了克服不平等，創造了民主，它追求的是「統治者與被治者」的一致（既是民也是主），因此人獲得了平等的權利（政治上的平等）。而只有在固定範圍內擁有同質性（同個民族、國籍、公民德性）的共同成員，「統治者等於被治者」的民主才有存在的理由；否則就會是有身份階層的政治制度。

而與之相反，施密特認為，要求「只要是人就有同樣的權利」，換言之把「人類」當成同質性基礎的某種自由主義，也就是普世主義（或者施密特所謂的「人類民主」），在地表上是找不到這種政治制度的，它只能是個人主義式的、人性的道德以及世界觀。並且對民主是有害的，因為普世主義會讓「平等的價值」下跌，它會讓具備同質性的成員認為平等是沒有價值的，用這種沒有本質的平等來處理的事務也將變得一文不值。

這看似有點難以理解，但試想這次呼籲把有限的口罩捐出去、把台灣的醫療資源給沒有台灣國籍的人、雙邊押寶、騎驢找馬的人來使用所產生的不平與憤怒，就是「民主帶來的平等價值被侵害」的最好註腳。

被「道德情感」勒索的政治

施密特認為更糟的是，現代的民主國家（大眾民主）正把這種普世主義混進民主當中，這產生了民主的危機。今天在全球化之下，人們高舉普世人權、人群頻繁於各國移動而產生的排外風潮與極端政治；人們不再關心政治、只關心個人利益的受損等，或許就是這個民主危機下，政治平等不再被人信任的病症。

就如同前陣子的台灣，只關心發大財而不擔心會被統一一樣。

當然，普世人權或許是值得實現的理想，但施密特給我們的教訓是，追求這個理想的同時必須冒著民主的危機，如何在國家不致崩潰的同時實現普世的理想？這是艱難的問題，但國家不能崩潰絕對是必須優先考量的事項。

於是我們得知，台灣除了有瘟疫透過全球化加速擴散的危機，更有上述的民主危機。是誰將這麼重要的、長久以來的問題隱而不顯呢？從這次的武漢肺炎，我們可以得知，那些名為全球主義、普世人權，實則親中、左右逢源的藝人與政客甚至某些知識分子，就是導致台灣人普遍沒有政治意識的元兇。

在近來的防疫措施中，他們用人權、大愛為由每多掣肘，更重要的是，把對中國必要的提防與警戒打成狹隘、歧視與仇恨。

長期這樣道德情感的勒索之下，將使得台灣人一則失去對民主的信心，二則認不清實際上的敵人，換言之，失去施密特所謂「區分敵友」的能力，這將是致命的。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俗諺除了訴說年輕無畏，其實也同時說明了「不識敵人」的極端危險；分辨出誰是要侵犯、併吞乃至消滅「我們」的敵人，並非是基於仇恨或歧視，它是存活的前提，更是政治性的體現。一個國家喪失區分敵友的能力，意即政治性的消亡，就是國家淪亡的象徵。瞧瞧這些普世大愛的人以高道德姿態批評時下的防疫措施時，中共又幾度軍機繞台、吳斯懷又以挑釁對岸加以責怪；這樣由內瓦解防備、於外施壓恐嚇的一搭一唱難道會是巧合嗎？

最後容筆者擺脫冷靜的口吻，傾訴一席肺腑荒唐言：被世界孤立的國民同胞、備受輕賤仍步履蹣跚、堅持走下去的國民同胞，這種時候還要承受偽善的普世主義者的揩油而被迫「慷慨」；除了我們自己，又有誰能來愛護、又有誰能來辯駁呢？讓我們高唱：「熱愛國家的人有福了，正義是屬於他們的」。

如果這是狹隘，容我拒絕普世的大愛，擁抱她的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