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quote quote=”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的抗日活動來到第三階段，這時期的抗爭活動，大多是屬於反抗總督府施政措施與基礎工事。”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從 1907 年到 1915 年的第三階段之抗日活動，雖然大致都屬於攻擊地方官署或警察派出所的事件，無法撼動殖民統治體制。但是，其後續對統治政策的影響，還是不容我們忽視。因為這個階段的事件，接續發生的時間較長，波及的空間也很廣，所以對總督府致力於強化社會控制方面，似乎產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而且，從三個階段的抗日活動區分可以發現，在 1902 年到 1907 年間，抗日活動出現大約有 5 年的停歇期。有些學者認為，這也顯示第三階段與前面兩個階段的抗日性質有些許的差異。日本統治初期，部分台灣住民面對異族的入侵，立即奮勇起來抗爭，而後則進入一段觀望期。
1907 年以後，總督府的警察體系建立且基礎建設也已經全面展開，民眾反抗必有其成因。大致而言，這時期的抗爭活動，大多是屬於反抗總督府施政措施與基礎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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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警方的紀錄，這段時期的武裝抗日事件，合計共有 13 件。其中較常被提及的事件，最早發生的是 1907 年之「北埔事件」。事件領導人蔡淸琳（1881-1907），新竹北埔人，曾擔任基層員警的巡查補，因與日籍警員發生衝突而被革職，此後他積極想找機會報復。當時，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正展開對原住民的鎭壓，許多山區的腦丁、隘勇被動員服勞役，因而引發他們的不滿。蔡淸琳乃藉機煽動這群人，宣稱已與淸國取得聯繫，淸軍允諾前來支援將日本人逐出台灣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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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 11 月 14 日，蔡淸琳率眾攻擊地方分遣所警察，隔天攻入北埔支廳辦公處所，殺死包括支廳長在內的 57 名日人。日警得到消息之後，立即派出數百名軍警前往鎭壓。蔡淸琳的跟隨者，包括腦丁、隘勇與原住民共約 200 多人，當大家發現根本沒有淸兵來援後，知道他的說詞根本就是一場騙局。其中部分原住民不甘受騙，趁蔡淸琳停留山區過夜時，將他的腦袋砍下殺害。日警抵達北埔後，當場槍殺 81 人，逮捕百餘人。同年 12 月 13 日，總督府在北埔開設臨時法院，經過審理之後，判處 9名幹部死刑，97 名參與者被處以行政處分，這樣才結束這場動亂。北埔事件後，1912 年到 1914 年間各地還發生多起謀反事件，包括 1912 年因竹林產權問題而引發的林圯埔事件，以及同年由黃朝發起的土庫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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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最受矚目的是「苗栗事件」。這個稱呼包含了數年間在各地發生的謀反案件，其中最被熟知的人物是羅福星（1886-1914）。羅福星原籍廣東鎭平，曾來台就讀苗栗公學校，然後再回到廣東故里，1912 年再度來台，組織團體並宣稱與中國革命黨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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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 9 月，因大湖支廳槍械遭竊，致使其組織被查獲，部分參與者遭到拘禁，同年 12 月羅福星在淡水被捕。與此同時，尙有陳阿榮的南投事件、張火爐的大湖事件、李阿齊的關帝廟事件、賴來的東勢角事件。這些案件領導人之間互無聯繫，而且大多未眞正擧事前即被查獲。針對這些時間相近之案件，總督府在苗栗成立臨時法院進行審理，因而這一連串事件也被統稱為「苗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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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這些事件，大致被視為同一性質的地方反日陰謀事件，到了戰後歷史解釋卻出現很大的變化。因為在這些事件中，以羅福星事件牽連人數最多，本人又留下一些反日的宣傳文獻，吹噓其抗日組織人數與外部的聯繫，因而讓其抗日事蹟受到特別的表彰。戰後，國民黨政府以羅福星曾參與國民革命，並受到孫文與同盟會幹部指派等為由，不僅在苗栗大湖建立昭忠塔，並將其故事編入小學的教科書中，成為「愛國」的典範人物。實際上，這段史實明顯有過度渲染之嫌。
時至今日，再回顧羅福星抗日的史實及其表彰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値得我們重新省思之處。
日治前期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1915 年的礁吧哖事件是一個轉折點。該事件主謀余淸芳（1975-1915），曾任基層員警巡查補，而後遭解職。1914 年，余淸芳到台南開店經商，並常出入西來庵，因而結識齋教信徒羅俊，由此機緣讓他開始構思如何藉由宗教救贖觀念宣揚革命，而後這個構想日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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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初，余淸芳開始宣傳，台灣已出現神主，將助台人驅逐日人建立「大明慈悲國」。由於信眾日增，日警開始展開查緝，此時余淸芳等雖曾發動攻擊，但武力差距過於懸殊，不得不率眾退入礁吧哖一帶之山區。經過日本軍警的圍剿，9 月間羅俊與余淸芳被捕處決，另一位領導人江定隨後也被民眾殺害。總計這次事件被捕 1,000 多人，其中 866 人被判死刑。由於死刑人數過多，還引起日本國內輿論的非議與關注，因此最後共有 95 人被執行死刑，其餘皆獲得減刑。
這是最後一次以宗教迷信號召群眾的抗日事件，同時也是日本統治者最後一次動用「匪徒刑法令」，審理反抗政府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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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間社會傳說，軍警鎭壓過程中，曾發生屠村行為。不論屠村是否眞實，日方對此一事件的強力鎭壓對台灣社會確實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許多台灣知識份子的書寫中，都曾提及這個事件的震撼。近年來，有關羅福星的神話被解構，有關礁吧哖事件的歷史意涵，則被持續地深化探討。
由此可見，歷史事件絕非單純的過去，而是可以不斷在當下重新討論的事實。
我們必須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重新理解日治時代不同階段的各種抗日運動。
本文摘自《典藏台灣史（六）台灣人的日本時代》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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