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位劉美蓮女士撰寫「228 安魂曲」一文，發表於《自由時報》。文中談到幾位她所稱大稻埕才子，其中一位是名為曹賜土。看到這一姓名，勾起我一段深埋多年回憶。曹先生消瘦的身形，近似無奈的笑容，又清晰浮現在腦海。曹先生是我昔年的音樂老師。
將近 70 年前 1950 年代初期，我就讀於當時的縣立北投初中。記得曹老師彈奏風琴引導我們練習歌唱時，經常是一副若有所思表情，彷彿在回味他生涯裡種種酸甜苦辣；有時也浮現出一抹苦笑，顯現出他不是一位很得意的人。記憶中好像唯獨在帶領學生習唱他所撰「明月照江頭」一曲時，曹老師才流現出欣悅之色，又真彷彿歌曲的韻律節奏，能暫時寬解他心中的無奈和不平。
多年之後回想，曹老師心中若真懷有不甘不平，也是人之常情。早期日治時代，他已是這所學校教師之一，更有傳聞指稱他其實已是校長。及至大戰結束，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曹老師以在地人身份，依理原應接任校長職位，若原本已是校長則是理當留任。然而結果他仍只是一位無足輕重音樂教師，學校主要職位都被外來優勢族群佔去。換上任何人，心頭恐都不甚舒服。曹老師若是因之意志消沉，誰又能指控他心胸狹窄？
當時的北投初中，約 16 位教師陣容，只有曹老師一人是本土台籍，其他包括校長在內，全是大陸南北各省人物。這恐也更增加他孤寂落寞心境。我本人當時年齡尚幼，感覺不出這一現象有何不對勁之處。多年之後回憶，恍然發現此中的不公不義，也多少能了解曹老師可能的心情。
二次大戰結束，法國收回之前割讓給德國亞洛二省，也是接收新貴一湧而來，佔盡美缺肥缺，觸發兩省本土居民感歎：「這和德國人統治有何不同？」。曹老師的案例，可說正是當年社會現象之縮影。當時的台灣人應也是感歎：「這和日本人統治有何不同？」。
而當時學校那約 16 位大陸各省師長，也多是各有來頭，大概也少有真正出身教育界者。記得我就讀期間，校長是一位國大代表。訓導主任兼歷史教師那位先生，戰時曾參加抗日工作，縱不是軍統局人員也沾有軍統色彩。教務主任兼地理（？）老師是來自政府財經單位。6 位女性教師，其中一位生理衛生老師是高級黨幹夫人，另一位英文老師，夫君是據傳帶有情治背景外交人員。另外 4 位女老師來路如何則已記不得，但記憶中也不似來自清寒家庭。
曹老師在日治時代供職，不論所擔任是教師或校長，他的日籍、台籍同儕應都是出身教育系統，絕不致如上述，盡是三山五嶽人物。雖然自校長以次，各外省同事對曹老師都能以禮相待，並未擺出優勢族群盛氣凌人嘴臉，但看在他眼裡，恐也不會激發對「祖國」的尊敬。
曹老師在校內雖沒遭受明顯歧視排斥，但就各種校務活動而言，他也幾已是局外人，可以稱為不折不扣一位邊緣人。站在升旗台上，神氣活現向學生訓話沒有他的份；訂立各種規範管理章程也沒有他的份；帶領學生參加校際活動，或到中山堂向偉大領袖祝壽也同樣沒有他的份。好在他也很知趣認份，平日話也不多，只是面帶他那份近似無奈微笑，在服務多年學校扮演他已淪為邊緣人的角色。
想到曹老師，就想到他那抹特有的苦笑，想到他一面輕輕撫彈風琴，一面以生硬國語細聲詠唱那首「明月照江頭」。
想來當年李前總統任職農復會，身處眾多外省菁英同僚間，或也有自身不過是一邊緣人之感，和曹老師無大差異？
其後我進入高中，就讀省中也同樣是外省教師人數，佔有壟斷式絕對優勢。記憶只有代數老師似是客家人，其他國英史地等科皆是外省教師，三民主義則更不必說。甚至體育組 5 位體育老師也是外省籍。學校也無異一所外省會館。
我本人的目擊實況，自也不是孤立特例，而是在反映一起廣泛社會現象。且看當時台北市 5 所省中校長皆是外省籍，應即可得到正確結論。（當時台北 5 省中校長，是建中賀翊新，成中潘鎮球，一女中江學珠，二女中王亞權。附中校長姓名我已記不得，但肯定 5 人無一台籍）
平心而論，當年國民黨政府對追隨來台公務人員，要照顧其生計生活，也是無可厚非，總不能任其陷入絕境餓死。然而拿捏間仍須有其分寸，吃像不能太難看，不能欺人太深，給予本土人民類如郭國基先生所稱「乞丐趕廟公」之感。但在中國本土橫行已久已慣威權政府，又何能考慮到人民感受。
近年來頗有統派色彩學者作家之類人物，經常撰文指稱 228 動亂之起，並非由於政府失效，而純是深受皇民教育毒化年輕人藉機造反叛亂。這一論調聽在今天只知沉迷於滑手機，所謂年輕世代耳裡，很可能即貿然信以為真。
但當年政府各階層掌權人物，若能頭腦清明心地公正，未在各行業製造出千千萬萬曹賜土先生型邊緣人，只怕縱是日皇人出面鼓吹煽動，也無法促成一場 228 事變。統派怪論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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