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鄭力軒，原文標題：從選戰看台灣社會人際網絡的變化，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2018 年台灣的地方選舉剛落幕。除了政黨版圖的大幅改變、同婚和能源議題公投的影響、地方派系的復興、海外勢力的介入、媒體的操作以及蔡英文政府在施政上的各種效應的檢討，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便是網路對選舉的影響。
無論是在北高柯文哲與韓國瑜兩個非典型候選人藉著網路攻勢打贏選戰，再到社會媒體傳遞的各種圖文以及視頻成為嶄新的傳播手段，都凸顯出網路社會的到來對政治世界的衝擊。特別是當智慧型手機已成為人手一機的標準配備後，新的傳播型態是否產生了新的社會連結形式，進而衝擊甚至重構了由藍綠政治認同所建構的政治社群，也成為討論的焦點。
在這議題上，美國社會學者 Bernice A. Pescosolido 在二十年前根據齊美爾（Georg Simmel）對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間社會連結模式的差異出發，進一步延伸到當代後現代社會社會連結模式的演化，對理解台灣社會連結特別是政治動員模式的轉變有非常重要的啟發（Bernice A. Pescosolido and Beth A. Rubin, 2000,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Revisited: Social Life, Postmodernism, and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5 Issue 1, p.52-76）。如何從當代群體連結的轉變，進一步思索台灣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的未來圖像，無疑是當前台灣的重要課題。筆者在此簡介社會連結形式，並對相關現象提出簡單的觀察。
從傳統到後現代：群體連結型態的轉型
從古典社會學以降，現代性對社會關係結構的影響就是一個核心的主題。根據齊美爾對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群體連結型態極具影響力的分析，前現代社會連結的特徵是時空高度交疊的同心圓結構，一個人政治、經濟乃至宗教的身分高度取決於出生的家庭與社區，而不同領域的群體連結也往往相互交疊無法區分。村落與家族既是政治的基本單位，也是經濟活動的基礎，更決定了其他社會行動的重要界線。而個人所從屬的小群體也極容易因循著同心圓的模式整合進更大的、無法分割的社會系統。社會互動密度以及群體同質性都相當高。
另一方面，齊美爾強調，隨著現代社會的開展，群體連結型態也偏離傳統的同心圓模式，產生很大的變化與分化。在個人自主性增強以及社會日益分化之下，每個個體間產生更為廣泛但較為稀薄的連結，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等不同領域產生不同的連結對象，產生不互隸屬也不完全重疊的各個領域，領域之間有許多交集但不若傳統社會完全交疊，個體生活座落在的不同領域之間交集的空間，會連結逐漸脫離傳統社會的同心圓模式。
在齊美爾的基礎之上，Bernice A. Pescosolido and Beth A. Rubin 進一步回應了後現代理論對現代社會的挑戰，並提出了後現代社會的群體連結基礎。簡單而言，在後現代社會中，領域的穩定性被更嚴重挑戰。相較於現代社會中各領域仍然有大致穩定的邊界與內部秩序，在後現代社會中這個秩序日益浮動，個體角色越來越不從屬於特定領域與群體，而是在這些群體之外。
群體的參與越來越多重，但時間也越來越短暫，更不容易產生穩定的連結。過去各領域相對穩定的關係逐漸鬆動。更不穩定的職場，變異更大的家庭生活乃至更流動的宗教形式，都促成了群體連結模式更深刻的轉變，形成了新的「言說結構」（spoke structure）。在新的結構之下，個體有更大形塑自己社會生活的空間，不再緊密附著在各領域的團體中，也對傳統各領域的運作帶來更大的流動性與挑戰。而社會連結並未消失，但流動性更高，形成每個個體差異更大的連結模式。
從派系到網路社群：對台灣當代社會政治的啟示
在台灣民主化以及網路社會的急速發展下，台灣的地方政治出現了三個群體連結模式並存的現象，要理解台灣特別是地方政治的發展，有相當啟發。第一層是傳統國民黨地方派系運作模式，可說是典型傳統社會的群體連結模式，奠基在生活中多重領域的重疊累積。派系運作所不可或缺的椿腳體系，是建立在包括地方農產品的產銷體系、地方金融機構的借貸關係、地方親族的親屬關係乃至廟宇的相關網絡上。透過操作這些不同領域社會關係的重疊累積，地方派系建立從基層社區一路匯聚到至少縣市級的層次的政治動員體系，構成選舉動員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特定農會、信合社家族或是廟宇的組織運作與群體連結，構成了派系的運作基礎。這個傳統社會的格局大抵上型塑了 1990 年代以前台灣地方政治的競爭樣態。
另一方面，從九零年代開始，民進黨崛起後則是在地方政治中浮現出藍綠政黨競爭的格局後，逐漸出典型的現代社會的群體連結模式。特別是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較為缺少傳統地方重疊型人際關係的民進黨，依靠的是本土意識政治認同的建構以及清廉勤政的政治形象的推動，建立地方政治中綠營的動員基礎，以此挑戰並打破傳統派系所仰賴的交疊社會關係，促成了社會領域的分化，鬆動了政治上的認同與連結與其他領域群體關係的連結，也就是齊美爾所提及現代社會的群體連結型態。大體而言 1990 年代之後台灣的地方政治逐漸出現的競爭格局。
誠然單一選舉能否反應社會整體的變化，仍有很多討論空間，而多重社會邏輯也是重層發展而非線性取代。
但不可否認的，這次特別是北高選舉所呈現的網路動員模式，的確顯示出 Pescosolido 所指出後現代社會關係的結構，可能已經出現在台灣社會以及基層的政治運作中。
簡單而言，隨著網路滲透力在行動裝置普及下急速深化與擴大，既有領域的弱化以及傳統人際關係的日益疏離，建立在傳統社會重疊的社會關係或是現代社會的領域分化的政治動員模式都可能會受到嚴重的挑戰。隨著政治訊息的接收與討論遠比以往分散且流動，而越來越多人既非從傳統的社群也非媒體而是個人化的網路連結取得資訊，社會在網路世界中分化成數個平行時空，透過這些模式所建構的認知與認同也越有可能超越既定的限制，產生了新的政治動員基礎。
如果前述分析屬實，這個新的連結模式對台灣民主乃至整體社會的影響，是一個亟需嚴肅以對的問題。目前對於民主以及公共領域的討論，大抵上仍然預設了齊美爾所指陳現代的群體連結模式，透過分化出公領域或政治領域，建立出可問責性等價值基礎以對抗傳統的思維模式。在網路發展以及社會關係劇變下，一方面具有打破既有窠臼的潛力，但也有可能顛覆掉台灣長期建立但仍薄弱的民主傳統，將會除了既有的各種內憂外患下，台灣民主體制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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