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多年來，多少中國人被迫流產，又有多少人為罰款揹債；人口學者梁中堂說，計劃生育是一面鏡子，反映中國的落後，如果只是毫無批判地結束了這項政策，那還是沒有進步。
70 歲的梁中堂是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口專家委員會第一至第六屆專家委員，曾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他是享有中國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卻也一輩子都和官方政策不同調，在中國主要實行一胎政策時，爭取設立允許二胎的山西翼城作為「計生特區」試點。
中國很可能在 2019 年結束長達 40 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項「基本國策」將走入歷史之際，梁中堂接受記者專訪，回顧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自己做過的抗爭努力，以及如今計劃生育政策將劃上句點的感受。
早在 1950 年代，中國就提出了節制生育的看法，但並沒有強制要求民眾生育數量。
1979 年，中國政府要推出只准生一胎的計劃生育政策時，梁中堂覺得這對農民的衝擊實在太大。經過測算，他提出兩胎制。「我是第一個用『人口老化』這個理由反對一胎化的」，當年還沒有這樣的專有名詞。
在往後十幾年間，他幾乎是唯一在生育政策上公開持反對意見的體制內學者。
然而，各地的計劃生育條例已經紛紛制訂，直到 1980 年規定細化，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第二胎；1982 年將計生政策對象分為農民、城鎮居民和少數民族，允許生女兒的農戶可以生第二個孩子、少數民族可以更寬鬆。整體上，仍將 1979 年開始實施的主流政策概稱為「一胎化政策」。
1984 年，梁中堂寫了一份報告給時任中國的總書記胡耀邦，以 1982 年人口普查為基礎測算，建議實行「二胎」政策。
他看過內部文件，知道胡耀邦和時任總理的趙紫陽都覺得全民普遍二胎沒有問題，「但不知道哪裡卡住了，應該是國家計生部門不願意（推新政策）」。但梁中堂說，他沒有確鑿的證據。
1985 年，他再次寫信給胡耀邦，信中提到「處罰農民不該是共產黨的政策」。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同意讓他在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做試驗。
1989 年，六四事件發生，趙紫陽下台。有高層提到翼城時，說那是「趙紫陽的翼城試點」。梁中堂特別在1990 年的一場會議上說，這不是趙紫陽的試點，是學者的試點，保住了翼城這個生育政策的特區。
整個一胎化政策實施的期間，梁中堂都有無力感，但他沒有放棄爭取試點，「無論怎麼說，你還是披著一張人口學家的皮，總比一個農民在那邊呼喊有用。」
1990 年代，梁中堂看了很多資料，思想產生轉變。他不再相信計劃生育，二胎的限制也不應該。
早期的梁中堂還相信中共宣傳：「人口太多會阻礙經濟發展」，以及「外國人害怕中國發展，所以用人權理由反對中國實施計劃生育」。
但後來他推翻了這些看法。因為中國早在 1979 年之前就簽了好幾個國際公約，承認生育權是基本人權。此外，把社會經濟發展不足的原因歸結到「老百姓生孩子」，梁中堂認為這是讓政府很丟臉的事。
2013 年底，官方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也就是夫妻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個孩子；2016 年元旦起，全面實施二孩政策，翼城試點的任務悄然結束。
這期間，有一群上海的智庫學者向高層提出放寬計劃生育為二胎，比梁中堂當年上書晚了 30 年，但這一次，他沒有參與連署。思想一旦轉變，就沒有回頭路，他認為政府應當放棄計劃生育政策。
2018 年 3 月，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正式更名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9 月，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撤銷 3 個與計劃生育相關的內設機構，轉而新設「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
以梁中堂對體制運作的理解，接下來從省到最基層的縣都要做相應的部門組織改革，「時間最長一年」，全部改完後，計劃生育政策就等於走入歷史。
一項反對了 40 年的政策終於要停了，梁中堂說，他很平靜，也不感慨，「不需要感慨，如果感慨就表示自以為有作用。我們國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叫你怎麼走就怎麼走，學者沒有起作用，最多就是作為『民意』一部分的作用。」
然而，他堅持了 30 年的翼城實驗被認為是成功的，在實施「晚婚晚育加間隔」後，有效遏止了人口過快成長、性別比例失衡過大等現象，人口老齡化也相對趨緩。
人民日報曾經報導，2000 年到 2010 年間，全中國人口成長率 5.84%，翼城則是 2.71%；2010 年，翼城65歲以上老人的占比是 7.59%，全中國的這個數據則是 8.87%；翼城的性別比也大致正常，2000 年時 0 歲組的性別比是 106.1，全國則是 112.8。
他說：「翼城實驗的意義，證明了人口過程是客觀發展的過程，不以人民、政客的意志為轉移。」他並不認為自己有功勞，也不認為翼城試點的成功是因為政策執行得多好。
回顧近 40 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梁中堂認為，計劃生育是一面鏡子，反映一個國家落後的程度。中國落後嗎？「經濟好不代表社會就發達，中國還是很落後。」
他預期，計劃生育就算停止了，官方也不會有解釋，一項「基本國策」就這樣「遮遮掩掩的改」，依然是落後。如果政府能用批判的態度回顧整個計劃生育，才是走向文明。
「生孩子哪裡有什麼大學問？」梁中堂不無調侃地說。然而，為了這個他口中沒有大學問的事，整個中國折騰了近 40 年，許多女嬰被拋棄、家庭分裂、有計生官員不堪與民眾衝突的精神折磨與良心控告得到憂鬱症；他自己寫的約 100 萬字相關著作，其中多數不能出版。
甚至，在他眼中，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 2012 年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寫出了反映農村計劃生育史的小說「蛙」，補足了諾獎對人權、現代價值理念的需要。有意思的是，「蛙」先在 2011 年獲得中國的茅盾文學獎，諾獎可以避免「以西方人權價值干涉中國」的尷尬。
要是一開始就明白「計劃生育就是違反基本人權」的道理，梁中堂說自己根本不會去接人口方面的工作，教書就好。如今他已經浪費太多時間，所以才會 2004 年申請調到上海社科院做研究，現在更利用退休時間閱讀、寫作，當前最關心的是世界史、國際關係、中美貿易戰等議題。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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