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學生」的詩：重讀羅葉

一

重讀羅葉，我首先看到一個純粹、狂熱、飛揚跋扈的「詩少年」。當別人走在制式的生活規律與時空氛圍裡，我們的詩少年，寫一首長長的詩投到《現代文學》，寫一篇長長的評論登在《建中青年》。－－寫詩本身即內涵著「叛逆」的因子，琢磨一些理念，認真與世界辯詰。

大學五年，他常自稱「壞學生」，這有兩個層面可說。一個是放蕩頹廢的那種「壞」，沈迷於創作和玩樂，身心都放在教室外面；表現在詩裡，有種慧頡的趣味。另一則是參與學生運動，靜坐抗議，爭取自由與民主，反覆與教官和審稿人員周旋，那種具有時代感與衝擊力的「壞」。

在風起雲湧的一九九〇年代，羅葉進入新聞界，近距離觀察社會。同時，將繁複的時代感受融入筆端，詩、散文、小說並進，產量豐碩。其中，詩的成就最高，常以精細的敘述筆調逼視現實，展露犀利的詩藝。不只銘刻政治與社會的變動，更濃縮了一整個世代的愛恨糾葛。

一九九八年，一場突來的疾病，改變了羅葉的人生軌道；大病初癒，他先是到社區大學教書，後來更毅然回到宜蘭從事實驗教育，直到過世。－－病前病後，詩的核心意義並無不同；但我每讀後期那些以「病愛之眼」凝視世界的篇章，總是格外悸動。

吳晟先生說：「羅葉的詩，顯然未受到普遍重視。」我想，這裡有教育與傳播的因素，也有詩史與詩學的課題。假如我們稍稍打開「野百合世代」一詞的涵義，不被狹義的事件與政治性所侷限，更加注目於認同、思維與情感的演變，那麼我將要說：

羅葉正是那個世代向度最大，最具有「代言能力」的詩人。

在他習詩寫詩的三十年間，正是臺灣社會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作為一個青年，他密集地參與了這些「事」與「情」；作為一個詩人，他開發出了與此相應的詩藝，既能回應歷史現場中的課題，又能介入其中。因此，重讀他的詩，就彷彿回到那個劇變的年代，體驗一代青年的臺灣情感。

當然，羅葉迷人的地方還在於血氣飽滿，有活潑的個體性，故不為一代或一群所限制，不涉政黨，也不落入僵化的意識型態裡。早年的〈裁縫〉已有顯著的自傳色彩，後期的疾病書寫更富於個人愛恨掙扎的性質。這種獨來獨往的風格，同樣表現在他與詩壇、詩潮、詩社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

一九八〇年代中葉的青年詩人，大致有幾種崛起模式：除了結社（少數參加老詩社，多數自辦新生代詩刊）及向報刊投稿之外，便是從文學獎中脫穎而出，或獲得重要選集的青睞。結社最快速，在當時鼓起的風潮也最大；但羅葉走的是更辛苦更紮實，但也較能展示個人實力的其他幾條路。

他早期的投稿之路有順有逆，最能接受他的是講究當代現實的《自立晚報副刊》，以及重視詩藝與試驗的《中外文學》。與此相對應的是當時兩種「年度詩選」，前衛版講究現實、本土與反抗，爾雅版重現代與前衛性，而居然都注意到這位才二十歲出頭且不屬於任何社群的詩人。

然而羅葉的寫法還是獨樹一幟的，他既不合於當時「新世代－後現代－都市詩」的主流風潮，亦有別於單向直陳的現實主義路線。他是《現代中國詩選》（楊牧、鄭樹森編）裡最年輕的詩人，後來也確實寫出三本精采的詩集，為什麼這個時代沒有充分「知道」他？

二

從論瘂弦那篇長文（一九八三）看來，羅葉很早便熟習余光中、瘂弦、楊牧的體式，取得現代主義詩學的技法；有趣的是，他可能還深深濡染於方思的知性與玄想。〈蟬的發芽〉（一九八四）這首序詩，已可窺見一種冷凝風格以及「以詩論詩」的能耐。〈作家、樹與果實之夢〉（一九八七）更是技法老練，層次分明，標誌著詩人的完成。

在外形上，此詩近於一氣呵成的「無韻體」（後來他有許多力作，都用此體寫成），既能鋪排情節，又具辯證性，故篇幅雖長而不鬆懈。「樹」是他這個時期常用的主體象徵（也與方思有些關聯），展現了詩人極純粹的精神內核。但他並不耽溺於這種純粹，反而把它包藏起來，而去尋索更多「雜遝紛繁」的詩質。－－既有純粹的思考力，又能切入「絕不純粹」的世界，這便是羅葉的特殊性與重要性。

「純」、「雜」相激的詩學，具體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第一，他能夠掌握多種正統的詩歌體式，可長可短，不拘一格，甚至還能吸取民歌與搖滾樂的風格。第二，主題多樣，既善於切入時代與社會，又能凝視自我。第三，在抒情、反諷等基本技術之外，他的詩具有強烈的敘述性與論辯性，不逃避「散文性質」。第四，他重視話語的踐履能力，這種詩不以狹義的藝術性自限，反而更具「行動性」。

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余光中即發表〈現代詩與搖滾樂〉，倡論詩應該向舞台上這些當代的吟遊詩人學習；但他在思維上已缺乏對社會的叛逆，甚至與當權者共謀，根本與 Bob Dylan 不相應。相對之下，羅葉作為一九八〇年代的學運青年，夠憤怒、夠頹廢、夠喧囂。他有行動詩如〈自由之愛〉，有歌謠體如〈這是誰的〉，還有深刻歌詠 John Lennon 的冥想詩〈音樂樹〉。

詩的行吟之力，除了表現為如歌的迸裂與感發，還在於強烈的質疑、突破與控訴。〈遺書〉裡的抒情，既頹廢，又甘脆。〈銅像〉前半部的抨擊固然痛快，「飛鳥不認識他們」以下數行的微辭，更為巧妙。至於長篇〈垃圾山上的洋娃娃〉，簡直像是「吉普賽故事詩」，情節與韻律兼到，不僅有社會關懷與抒情感憤，還有銳利的思考性。

在解嚴前夕，戰後世代的詩人把政治詩推向一個高潮，例如一九八四年有所謂「劉克襄旋風」。羅葉多少濡染於這種精神，並把它跟校園裡新起的騷動結合起來，賦與行動性。不過，羅葉寫得最好的，可能是一種兼有社會意識與批判性的詩，像〈清道婦〉及〈預支死亡紀事〉等。由於有故事或人物形象的支撐，非但毫不枯澀，還能飽含情感。

他特有的「散文」性格，不辭瑣細，反而含容了更豐富的時代訊息。他工於長篇，善鋪陳，能翻騰，這又可分為兩個面向：一種是推拓思辯性，如〈幾件衣服和裸體〉，演繹衣冠血肉的幻與真，延續了他早年的玄想。一種是發揮敘述性，如〈在棒球場〉，寫盡棒球和島嶼交互糾結的身世，濃縮了許多歷史與情感。

我這裡所說的「散文」，不是詩的反面，而是詩質的突破與開展。這種詩樂於「說話」、「敘述」，勇於介入與承載，不追求圓美，不必然成功。但因羅葉有極好的現代技術，又有詠歎情思的行吟之力。因而在「純／雜」辯證的歷程中，固然有破壞，多枝蔓，但也達成積極性的創造。

三

彷彿從一開始，羅葉對於「屋子」與「身體」就有很強的覺知。在〈尋屋〉裡，他以身體比擬屋宇，而後導入子宮的形象。後來在〈我；的病〉裡，「病根」成了他「無從驅離的室友」，共享一座身軀。到了〈告解〉，「疾病意外升格為房東」。主客易位，自宅（身體）變成了逆旅，居住起來也就更不同了。

〈尋屋〉演示的，可能是「住」的渴望，欲住而不得。〈告解〉演示的，則是「住」的無奈，欲逃而不能。更繁複的是〈安身〉，藉由寄居蟹與蝸牛的形象，再三演練「住」與「不住」的辯證關係。不斷換房子的寄居蟹，不必搬家的蝸牛，形成一組有趣的對比。詩人的體悟是：房子、身體及名聲都只是向神借來的！我們僅僅負責保管與維護。這首詩並不直接講「病」，但隱隱然有它的陰影。

「子宮」是尋屋過程中預設的理想，一種救贖之道。這當然是要失敗的，我們早就被母體開除，像亞當夏娃住過伊甸園。但又彷彿可能，透過詩，透過病，詩人正在尋求救贖之道。〈母，校〉提到，意外的病痛使「我」回到母校，「母親陪我緩緩走在校園裡」，這樣簡單的畫面，差不多就是子宮的芻形了。

詞彙中間放個標點符號，既可合言，又可分解，這是他特別的製題法。惟作為第三詩集名稱的「病愛」兩字，原本也可用逼號隔開，卻合而為一，或可有所闡釋。病中有愛，愛中有病，甚至救贖的可能，這是羅葉最後十年重要的主題。他能寫深刻纏繞的情詩，且在不同的階段，各有表現重點。

在〈蚌殼〉一詩裡，羅葉把「蚌病生珠」的典故，從「詩的創作」轉化為「愛的形成」。於是我們聽見了含沙成珠的幸福，珠被取走的痛苦。在另外一些詩裡，持續可以看到他對生命的思索與困惑。愛的底細是病，這結論有些哀傷；病的本質是愛，這體悟不無振奮。於是他發明「病愛」這個辭彙加以容攝，暫時安頓自我。

我想再挪用〈草山竹湖三首〉的體悟，來闡說羅葉的「病愛觀」。第一首說：「黑／點亮了／萬家燈火」。不是火點燃燈，燈是居於次著的，黑才是本初，這裡好像可以用〔病／愛〕替換〔黑／燈〕。在第二首裡，人為單數，可以取得山；人為複數，則轉為山所提攝。第三首玩弄了諧音，面對世界，該用甜的或辣的語言？該餵飽它或撞醒它？

病後的詩人也許失去很多，但洞察力更強，用情更為深廣。像〈在國小的圖書館〉這首名作，可能只是如實地紀錄他晚期在實驗小學的日常，不必刻意去象徵什麼，主張什麼。然而多少靜定的情思就在其中默默舒展，好像在跟臺灣的孩子們做最後一場傾談⋯⋯。我期待明天中學課本裡的教科書，收錄的是這種詩，不是那種號稱經過時間淘洗而留下來的名家浮泛之作。

近期科技部發布福衛五號拍攝臺灣全島影像，選用羅葉的〈我願是你的風景〉以為搭配，引發熱烈的迴響。據說此詩乃是他在好友林宜敬家裡看了衛星圖而寫下的，細讀詩行，我們彷彿也看到那種步步逼視的軌跡。然則這是「病愛之眼」與「現代科技」合謀所展現出來的奇蹟般的創作──細讀臺灣風景，展布臺灣情感。

四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曾經努力祓除人們對疾病的隱喻性思考，以正視其本質。隱喻含容著種種主觀的想像與詮釋（包含美化），有時難免落入虛妄，卻也有生發意義的可能。即使虛妄，若能自圓其說，也不失為醫藥之外的安身處所。化病為詩絕對是痛苦的，那是在肉身崩毀的遺址中重建生存的理念，辛酸而堅忍。

羅葉在〈被背叛的年代〉裡，充分了悟各種巧妙的「說法」、「理想」之為虛妄。這或許能夠說明，他做為學運之先鋒，後來卻始終對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不知是必然還是偶然。他終於被命運（以及自己的意志）帶到角落，充當一個「右外野手」，默默行動與表達。像〈如寄〉、〈檳榔妹妹〉這樣描述底層勞動者的詩，都延續了他對「卑瑣」一貫的關懷，聲音微弱，但懇切。

一九九〇年代前後的所謂「前衞性」，後來未必有人跟隨；然而今天最年輕的讀者要是願意坐下細讀羅葉，或許會發現他是真正的「前驅」。這個始終保有「壞學生」氣質的詩人，看過的社會風景，萌生的憂慮與情感，開發出來的詩意與詩語，依然是最新鮮、最迫切的。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讀者反而會感覺羅葉離我們越來越近。因為我相信，他始終是「與我們同時代」的詩人。

文/唐捐，芋傳媒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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