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概伊能嘉矩踏上基隆港那年，我們原住民族就已被殖民者書寫了。自那時起，我們的故事不再由我們自己訴說，而是被外來的力量不斷扭曲、重寫。
如今，只不過又是一則以「一中(中共)」為國際定義的政治動員，大阪博物館配合中共傳宣傳，這無異於延續那場始自帝國殖民的扭曲書寫。我們嚴正聲明，台灣原住民族的根源來自台灣，文化屬於這片土地，從來不屬於中國的民族體系。
而在探討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將台灣原住民族劃入中國少數民族體系，並將其標籤為「高山族」這一爭議之前，我們必須先回顧中國(中共)長期對台灣原住民族進行的統戰策略。這一策略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工具，旨在削弱台灣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自主性，並最終實現中國對台灣的全面統一。
圖片來源：原住民族文獻會
中國的統戰策略表面上涉及學術、經濟和文化交流等層面，但其深層次的目的是通過長期滲透和影響，改變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觀和文化認同，將其塑造成「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具體來說，中國利用如台灣海峽兩岸政經交流協會、台灣少數民族交流協會等組織，來實施文化與經濟的滲透，試圖改變台灣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並強調其與中國的「歷史淵源」。
中國的統戰政策從學術領域下手，尤其集中在文化符號和歷史記憶的控制上。藉由歪曲歷史事實，中國將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納入其「兩岸一家親」的敘事框架中，強調台灣與中國文化的聯繫，削弱其本土性和自主性，進一步弱化台灣作為獨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
象徵性劫奪與學術包裝
中國統戰手段的核心之一是象徵性劫奪，這往往通過學術包裝來實現。中國不僅在政治上進行統戰，還在學術層面上構建對台灣原住民族的象徵性劫奪，試圖將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納入中國的歷史敘事中。
以夏門海峽論壇為例，台灣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臧振華曾在論壇上提出，中國大陸從福建到海南的沿海地區是「南島語族的老家」，聲稱這些地區是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南島語言與基因的共同來源。這種學術論述，實際上是中國政治統戰的一部分，試圖以「共同歷史根源」的敘事，塑造台灣原住民族與中國內地的文化聯繫，進而為統戰提供理論支持。
此外，平潭國際南島語族研究院院長範雪春也聲稱，福建的殼丘頭文化與台灣早期南島語族的歷史有深遠淵源，進一步強化台灣原住民族「來自中國」的學術論述。這種看似科學的論述，實際上是中國在學術領域的文化侵略，試圖通過文化和歷史劫奪，將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起源納入中國的統治框架。
多重面向的統戰策略
中國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統戰工作是多層次的，不僅在學術領域進行「象徵性劫奪」，還涉及文化與經濟層面 的滲透。中國通過推動廣西少數民族表演團參與台灣部落的祭典，試圖塑造「兩岸一家親」的形象，這類行為 看似是文化交流，實際上是統戰的延伸。這類「文化統戰」往往試圖在台灣原住民族內部構建認同混淆，讓他 們逐漸接受中國的歷史敘事與文化霸權。
然而，這種策略並非總能如願。在部落內部，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原住民族群體，對這種文化侵入持有強烈的反彈。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所謂的文化交流活動是中國統戰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侵蝕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自主性，最終為中國的統一政策服務。
圖片來源：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提供
中國的統戰策略還涉及資訊的控制與操縱。利用部落內部的資訊落差，中國不斷提供經濟援助與「文化合作」，試圖讓台灣原住民族依賴這些外部支持，削弱其獨立自主的意識。這類經濟與文化的「糖衣炮彈」進一步加劇了部落內部的政治壓力與經濟依賴，使得部落在面對中國的統戰策略時，難以保持強硬立場。
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與中國的國際統戰敘事
中國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統戰策略不僅限於台灣境內，還在國際舞台上擴展影響力。永山英樹在其文章中批評了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該博物館展示了「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並將台灣原住民族列為「高山族」，視作中國少數民族的一部分。這一行為明顯是在配合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試圖在國際上進一步強化「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敘事。
永山英樹指出，日本這些學術機構，可能為了維持與中國的合作關係，選擇在政治上配合中國的統戰宣傳，將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消費化、標籤化。這種行為無疑是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扭曲與消費，背後則是中國試圖利用國際學術合作來鞏固其統戰策略，並影響國際輿論對台灣主權的認知。
這種國際間的學術合作，表面上是文化交流，但實際上成為中國擴大統戰影響力的工具。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這類學術機構，無意中成為了中國統戰工作的國際延伸平台，向全球傳遞台灣原住民族「屬於中國」的錯誤訊息，對台灣的國際形象造成了負面影響。
原住民族回應統戰的觀點
台灣原住民族對中國的統戰工作有著深刻的警惕與反對。長期以來，台灣原住民族在面對外來政權時，始終堅持捍衛自己的文化主權和土地自主性。中國試圖通過學術與文化交流，將台灣原住民族納入「中華民族」的敘事，這對原住民族而言是一種文化上的侵犯與冒犯。
台灣原住民族強烈反對中國試圖將他們納入中國的少數民族體系。原住民族認為，他們的文化和歷史是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獨立發展的，與中國並無直接關聯。中國統戰工作試圖通過文化侵蝕來改變他們的認同，是對其自然主權和文化自決權的侵犯。
博物館是殖民遺留還是文化保護者？
博物館在保存文化遺產上有其作用，但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博物館更多時候是殖民者的工具。許多原住民族的文化遺產被收藏在博物館中，這些遺產的「保存」並不意味著文化的延續，反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將其固定化、標籤化，使原住民族的文化失去了與生活實踐的聯繫。
對於台灣原住民族而言，博物館並不是他們需要的文化保護方式。他們需要的是在現實生活中自由使用母語、實踐傳統文化的空間，而不是將這些文化封存在博物館中供外界參觀。博物館的存在，更多時候是為了殖民者展示其對「被征服文化」的掌控，並強化這些文化的異化和邊緣化。
日本應檢討自身的原住民族政策
以阿依奴族為例，日本官方的原住民族政策也存在嚴重問題。雖然日本政府設立了國立阿依奴博物館，試圖復興阿依奴文化，但這種博物館式的文化保護實際上並未解決。阿依奴族所面臨的語言和文化流失問題。阿依奴族需要的是文化自決權與政治權利，而非博物館中的象徵性展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政府應該檢討其原住民族政策，尊重阿依奴族和其他原住民族的自決權，提供實際的文化實踐空間，而非僅僅通過博物館來「保存」他們的文化。真正的文化保護，應該是在生活實踐中進行，而不是在博物館中陳列過去的遺跡。
博物館是「邪惡的場所」
博物館在殖民主義的歷史中，往往扮演著展示和紀錄「被征服文化」的角色。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博物館不是文化保護的場所，而是殖民歷史的象徵。博物館中的文物，常常是殖民者掠奪的產物，這些文物的展示只會加深原住民族被異化和邊緣化的處境。
博物館成為了殖民者展示權力的場所，對原住民族來說，它們不是文化復興的機會，而是文化被封存和消費的墳墓。真正的文化復興，不應該停留在博物館中，而應該回到生活中，回到土地上，讓文化通過實踐得以延續。博物館作為「邪惡的場所」，代表著殖民體系對原住民族文化的掠奪與控制。
本文作者為 Namoh Ka’a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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