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值的來源，不是失言，而是選擇承擔
許多人批評沈伯洋不好？說他仇恨值太高，不會說話，影響和諧，成為箭靶，最後就是會像林智堅那樣的結果，影響整個大局。
想想他的仇恨值到底從哪裡來？我看大部分是老實地說出自己對台灣國家安全的擔憂，而不是失言，觀念不好，或試圖滿足自己個人的慾望。
在社會上產生這種仇恨值的經驗，我也不少，因為我自以為是，什麼人都敢批評，也就累積了很多的仇恨值，所以對沈伯洋被批評的這一點，特別有所感受。
蔣萬安是否是貴族？看起來他就是靠血統跟蔣家有關得到好處，不然為什麼要把章萬安改成蔣萬安？
在我幾年前寫的文章「什麼是貴族？」，下面有個朋友留言，說他的兒子決定進中正預校，現在這個男生已經從軍報效國家。
「莫斯科紳士」的作者亞莫爾．托歐斯寫的「上流法則」，描寫美國上流社會有錢人的故事，中間有一個角色叫做「華樂絲」的貴族，他是真正的好對象，所謂金龜婿的王牌，超級富二代開著有錢的跑車，住在莊園式的豪宅，20幾歲接下家族企業的執行長，並把公司經營的蒸蒸日上、獲利倍增。
但他覺得這樣的人生毫無意義，什麼事情都是人家叫他去做的，他不願意這樣過生活，後來就自願去參加西班牙的內戰，最後死在戰場上。
在歐美社會的貴族青年，有這樣子舉動，並不是杜撰或特例。你說中國和美國怎麼選？中國人有錢人家的小孩，根本不可能做出這種舉動，大部分都是像「連勝文」這樣，沒有當過兵，公務員三代出身豪門世家的連戰和連方瑀根本就是外勞和傭人在照顧，一輩子沒有做過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一樣沒有當過正常兵的「蔣萬安」這樣靠著莫名其妙的姓「蔣」，也可以坐上台北市長的大位。
柏林工大理工科出身的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長大，是一位非常富有鋼鐵巨頭的兒子，世界聞名的畫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畫了他的妹妹，這些畫流傳於世。維特根斯坦家族也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家庭，尤其是在音樂方面。他的兄弟保羅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手臂，但仍然能夠獨自演奏為左手而寫的作品，以音樂為事業。至於路德維希，他到英國曼徹斯特留學學習工程。
維特根斯坦後來去了劍橋，在那裡他遇到了伯特蘭·羅素，羅素是偉大的哲學家，致力於研究數學和邏輯之間的關係。維特根斯坦起初給羅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後開始與他爭論，最後超越了他，產生了關於邏輯、語言和哲學的新思想。維特根斯坦絕望地得出結論：羅素永遠無法理解他想說的話。
維特根斯坦在戰爭期間保存的一本筆記本中寫道：只有死亡才能賦予生命意義。因此，他希望有機會直接面對死亡，1914 年他自願加入祖國的武裝部隊，承擔最危險的任務：駐紮在無人區奧地利防線前沿的一個觀察哨，砲彈在他周圍整夜撞擊。在他的筆記本中，他責備自己感到恐懼：害怕死亡來自錯誤的人生觀。
西方貴族的年輕人很多這樣，不願意像個廢人那樣活著，大部分華人的年輕富豪貴族，沒有什麼核心價值，只知道吃喝玩樂泡妞開跑車，做不出什麼有意義的選擇。而且只要稍微包裝一下，利用國外學歷鍍金，沒有能力做到台灣總統的也有。
當一個人選擇說出讓人不舒服的真話，特別是關於國家安全、價值選擇與風險承擔時，他所承受的「仇恨值」，往往不是來自錯誤，而是來自揭露。沈伯洋被批評、被貼標籤，與其說是因為他「不會說話」，不如說是因為他拒絕讓話變得好聽；而這種不討喜，恰恰正是前面所談「貴族精神」的現代表現形式，願意承擔後果，而不是迎合期待。
對照蔣萬安或連勝文這類依附血統與結構而上位的人物，真正的差異從來不在於誰比較圓滑，而在於誰願意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仇恨值，在這個意義上，不再是缺點，而是一種測量：測量一個人是否真的脫離了「被安排的人生」，開始承擔屬於自己的重量。
原文出自李忠憲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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