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塞爾·伯恩到黃國昌：那些從未醒來的人
在 1887 年 1 月 17 日，牧師安塞爾·伯恩Ansel Bourne從羅德島州的普羅維登斯出發，一路走到賓夕法尼亞州諾里斯鎮（Norristown, Pennsylvania），在那裏開了文具糖果店，改了個名字 A. J. Brown，然後在那裡生活。
約兩個月後，他醒來時不記得這段期間發生的事，仍以為還是1月，且不知道自己為何在那裡。 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曾研究他的案例，認為可能是「解離性遁走／神遊」的一例。
我們都曾經歷過這種誘惑：逃離，變成另一個人，開啟人生新篇章，這種想要擺脫過去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責任、義務、必需品和責任的幻想，在我們不斷承受著成為好員工、好父親、好老公等各種角色的壓力時，愈發困擾著我們。而這正是做人如此沉重的原因：我們必須承擔所有責任，保持心理和道德上的一致性，表現得像個可靠的人，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台灣當然也有個案例叫黃國昌，但目前還沒醒來，或者永遠不會醒來。擁有單一、連貫人格的主體觀念似乎令人安心，也更符合責任邏輯。這種觀念在社會層面也更為簡便，因為它與「可以永久地、甚至最終地識別一個人」的理念相契合。
社會生活不僅給事物貼標籤，也給個體貼標籤，而當個體能夠被迅速定義時，貼標籤就變得容易得多。相反，個體或主體的流動性、可變性和可塑性卻令人深感不安。在西方文化中，這種變異性常常被等同於一種瘋狂，而台灣像黃國昌、鄭麗文這種卻不少。
他們開的不是糖果店，而是另一種販賣「甜言」的政治店舖，這些人似乎都經歷了某種「政治遁走」，一種精神上仍清醒、但價值已經失聯的狀態。他們改變立場、重塑人格，然後告訴我們這是「務實」；就像 Bourne 變成了 A. J. Brown，卻真誠地相信那是另一個「我」。
在社會層面，我們信奉「人格一致」的倫理：同一人格，意味著同一責任。這使法律與道德能運作，也讓我們能信任彼此。
但在台灣的政治世界裡，這套邏輯卻不適用，那裡的人格可以隨風轉換，立場如季節般更替，誠信被重新定義為「靈活」。
西方文化把這種變化視為瘋狂，台灣卻把它當作聰明，究其原因，也許是我們這個社會太習慣「遷就」。從殖民到威權，從黨國到民粹，轉身成了生存技術。我們讚賞適應，而非誠實；讚賞變臉，而非堅持。於是，那些人格分裂的人不被送進精神病院，反而登上政壇高位。
安塞爾·伯恩至少在兩個月後醒來，意識到那段人生並不屬於自己。而黃鄭之類的人，可能永遠沉睡在自己構築的幻覺裡，甚至，把幻覺當作清醒。
原文出自李忠憲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