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黨為何內建歧視南部思維？用詞暗藏鎮壓清洗隱憂

文：Claudius

前中天記者、酒駕罪犯、違反個資罪犯、性騷嫌犯朱凱翔近日與中國黨立委葉元之錄節目時，直指中國黨公投失利「都是南部的低端在那邊灌票」，葉元之不但未駁斥，還繼續一搭一唱和朱凱翔完成錄影。事後朱凱翔、葉元之均毫無悔意，而打算參選高雄市長的中國黨立委的柯志恩也拒絕譴責兩人。

中國黨歧視南部的言語並不奇怪，葉元之、柯志恩等人針對性刪減南部預算才更可惡，不過我們倒是可以了解這些天龍心態者背後的思維模式：

天朝秩序：「高級」的統治族群
作為殖民政權，中國黨權貴的歧視心態來自於其「華國中原思想」概念，亦即自己是「華夏」、而周邊異族是夷蠻戎狄等部落，自己不論在文化、正統性上都較為優越的概念。因此，自己是秩序輸出者，而被統治者必須要心悅誠服，接受這樣的秩序輸出。

前總統馬英九在 2007 年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我把你當市民看，要好好把你教育，好好的提供機會給你，我覺得應該這樣子做，所以我覺得原住民的心態，要從那個地方調整，我來到這個地方，我就要照這個地方的遊戲規則來玩。」又如 2006 年郭冠英自稱為「高級外省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如同中國黨政府時代，貶低台灣史、台灣文化、貶低台語為方言⋯⋯這些心態，都來自於這些大中華主義者。

當然時過境遷，失根殖民者的文化優勢已經不再，然而，過去的文化歧視仍導致特定權力結構中的扭曲，例如新聞媒體在華語霸權下，過去特定族裔與華語使用者進入媒體界有優勢，影響媒體生態至今；而在文官與公務員體系中，由於過去有省籍保障名額，加以裙帶關係盛行，也使得特定族裔背景被過度放大。匯集特定權力條件的「首都（北部）」，就成為優越的代表。

要注意的是，一個國家有首都和地方發展差異，南北差異，東西差異都很正常，但用「高等、低等」的用語來描述這種發展差異，其實背後隱藏的是赤裸裸的殖民權力架構，才會有「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高級」，也就是殖民主義的遺毒，被帶進了地域的框架之中。
虛胖的自傲：
朱凱翔認為南部「低端」，北部「高人一等」的更直接原因，可以說來自因長期南北資源分配不均，使得北部在政經結構上掌握優勢。

但北部享盡經濟紅利，匯集行政、學術機構，而南部（特別高雄）貢獻勞力、負責重工業生產、煉油、發電、天然氣供應等苦差事，這是一種吸南部的血給北部用的「地域剝削」。北部人搭上這樣的順風車，而有比較好的生活環境，根本沒什麼好驕傲的。

而許多北部人資產較多，甚至地方政府財源廣進，也不過是依賴過度集中土地部門的經濟模式下，首都圈地價房價暴漲，所造成的資產價值上升。於是很多北部人光是躺著，也能比南部人更加富裕。但這種地域發展不均，在被殖民心態污染下，「高等-低等」的思維模式就滲透進來，而藉由經濟條件的差異「自我驗證」，讓某些北部人更加有了歧視南部人的虛假自信。

例如柯文哲 2018 年所說：「鄉下就要有鄉下的樣子」，或是 2024 年：「目睹南部老百姓這樣生活實在太慘了」等等發言，都帶著這種內在的優越感。
清洗低端：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朱凱翔使用的「低端人口」一詞，並非台灣用語，而是來自中國官方文件，常常意指「不容於計劃中，應該被排除掉，無益有害的人口」。

例如 2007 年中共發布的《大興新城規劃（2005 年-2020 年）》提到要「疏解低端人口」，2011 年發布的《北京市房山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要「避免大量外來低端人口的湧入」，2017 年發布的《2016 年石景山區人口調控工作方案》中也表示要「清理整治低端人口」。

而在 2017 年，北京就爆發了排除「低端人口」的大清洗，在當時北京市委書記、習近平親信蔡奇的領導下，對中下階級住宅進行「安全整治」，動用公安切斷電力、暖氣、強制拆除，讓大量流動人口被迫流離失所。

蔡奇自己的話是：「按照政策、按照要求、按照部署，早就該清掉的」、「到了基層、到了點上，那就是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而不服從的居民，則會被強制逮捕。估計有數十萬「低端人口」在沒有安置、補償措施的狀況下，在寒冬中被強制掃地出門。

之後蔡奇官場一路順遂，在「二十大」中成為共匪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而成為權力核心。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近期共匪官媒、御用研究單位也不斷放出所謂「一國一制」方案，妄稱侵略台灣後要進行全面清洗。因而把特定人士標記為「低端人口」而排除，也可能是鎮壓清洗的一種手法。此話由親中媒體人的口中講出，我們必須特別警惕其意涵，可能是帶有對南部的恐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