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laudius
菲律賓前兩週舉行參議院大選，外界關心焦點是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與副總統薩拉（Sara Duterte）之間的政爭，外交上當然是親美與親中之分，但也是南北兩大政治家族的火拼。
前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因在任內以緝毒名義「法外處決」數千人，遭到海牙國際刑事法院（ICC）以反人類罪羈押，而他能被逮捕，和小馬可仕與杜特蒂家族撕破臉有關。
但杜特蒂就算被抓，人關在海牙還是高票當選根據地納卯（Davao）市長，而該地原本的市長塞巴斯提昂（Sebastian Duterte）就是杜特蒂的小兒子，本次改任副市長。就算杜特蒂本人無法就職，改成副市長代理就好啦。
此外，杜特蒂的長子保羅（Paolo Duterte）當選眾議員，兩個孫子也在地方選舉中獲勝。從參議院選舉結果來看，小馬可仕也沒這麼容易彈劾副總統薩拉.杜特蒂。
這樣的結果，恐怕小馬可仕本人也相當熟悉，因為他的家族同樣透過打不死的地方基礎東山再起。
小馬可仕的老爸費迪南德・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大家並不陌生，大約是和蔣經國同期的獨裁者，在 1965 選上總統後，在第二任期到期前的 1972 年宣布戒嚴，接著進行了 14 年的戒嚴獨裁統治，實施恐怖鎮壓並貪污了50~100 億美金。1986 年人民力量革命推翻貪腐的馬可仕之後，儘管新政府嘗試追究馬可仕家族刑責，但馬可仕家族的政治勢力並未在地方消逝。
當時小馬可仕還沒 30 歲，就已是家族根據地北伊洛克省省長，儘管也一起出逃，但 5 年後就回到故鄉參選眾議員，之後再次當上省長。而他的媽媽，奢華成性的伊美黛（Imelda Romuáldez Marcos）1992 年參選總統還能獲得 10% 選票，之後也選上眾議員。目前除了小馬可仕擔任總統，其姊姊 Imee 擔任參議員（也當過眾議員、省長），其兒子也接班擔任眾議員，也就是北伊洛克省永遠牢牢掌握在馬可仕家族手裡。
地方首長當完當國會議員，國會議員當完當首長，丈夫太太輪流當，之後再找兒子女兒接班，這種換來換去都是同一組人的狀況大家有沒有很熟悉？
不要看菲律賓這樣，菲律賓在亞洲是民主化很早的國家，在美國相對短暫的殖民期間，美國有意識的協助菲律賓轉向自治，建立美式兩院制民主體系。因此在戰後，菲律賓無論政治上、經濟上，都是亞洲相對進步的國家。
然而，菲律賓的問題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就已種下，菲律賓的地理環境本來就相當破碎，當西班牙人來了以後，開始整合遷移菲律賓的部落，建立市鎮與教會，並讓配合的地方頭人可以擔任鎮長、村長等基層職位，也讓這些與殖民者合作的地方家族可以累積財產，控制當地的經濟與社會命脈。而在美國接管菲律賓後，想維持較為開明的形象，便直接和這些豪強家族合作，並開放更高階（從村鎮上升到省）的公職參選。
相對之下，菲律賓的都市中產階級相對嬴弱，儘管西班牙殖民晚期，馬尼拉等都會區的商人、官僚菁英也形成另一股本土力量，但在美國統治開放菲律賓組織議會時，地方豪強組成的國民黨（Partido Nacionalista）壓倒了以受過教育菁英（所謂的 1%）為主的聯邦黨（Partido Federal），進而留下了「地方強於中央」的政治傳統。
因此即便有了選舉，這些地方豪強一方面用財富確保政治影響力，又用權利累積財富，並把「地方政府機器」牢牢變成家族私有，這樣的「諸侯割據」也讓菲律賓發展受阻，不論是馬可仕的專制統治期，或是人民力量革命後柯拉蓉政府的轉型正義嘗試，都未能破除這種結構。
根據菲律賓新聞調查中心（PCIJ）2025 年 1 月公布的報告，菲律賓 149 座城鎮當中，有 113 座的市鎮長出身政治家族；和 2004 年相比，出身政治家族的菲律賓省長自 57% 增為 80%、市鎮長自 40% 增至 53%、眾議員自 48% 增至 67%。
這種表面上民主，但實際上權力被地方家族豪強掌握的政治狀況，知名政治學者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發明了一個專有名詞，稱為「酋長民主（Cacique democracy ）」。
菲律賓 1986 年 2 月的人民力量革命發生後，其實帶給了台灣的爭取民主的黨外人士很大鼓勵，甚至喊出「菲律賓能，台灣也能」的口號，同年 9 月民進黨組黨，隔年台灣解嚴。然而，幾乎同時發生民主運動的兩國，在接近 40 年後，根據《經濟學人》排名，台灣民主發展是亞洲第一、世界 10 名左右的「完全民主」，而菲律賓則是世界 50 名左右的「缺陷民主」。為什麼會差這麼多呢？
和菲律賓有部分類似的是，當二戰後日本撤離，中國黨軍事佔領台灣以後，開啟了「雙元殖民」體制，來自外國的殖民者控制了中央政府和軍隊，但作為「失根的殖民者」，他們對地方的控制力有限，因而透過與親政府的地方頭人合作，在地方扶植多個派系互相制衡，輪流執政。又被稱為中國黨主導的「恩庇侍從體制」。
但和菲律賓不同，中國黨殖民時代，中央政府不論是軍權或政治手腕均遠比西班牙殖民菲律賓時強硬，因此可以維繫地方派系平衡，派系也很難躍升到中央、省府體系內。而台灣在民主化時，也逐漸發展出較為健全的公民社會，逐漸壯大的本土派勢力有一定的內部民主競爭與培育機制，也使得參政的門檻明顯降低。
然而，中國黨在民主機制之下失去政權後，由於黨產面臨追討，儘管部分成功脫產，但大權旁落，派系必須自求生路，地方豪強如雲林張家、臺中顏家、花蓮傅家等豪強反倒擺平了其他派系，在掌握財源（例如雲林張家之於農業、台中顏家之於砂石/瀝青/工程/碼頭、基隆謝家之於金融/娛樂業、彰化謝家之於瓦斯/電視⋯⋯等等），甚至具備了強大的黨政影響力，可以操弄中央政治。
一方面，傳統的中裔權貴看不起這些土豪，但另一方面，在爭取「中國代理權」上，土豪和外來菁英卻達到了「下跪者人人平等」，當內部資金不足，需要依賴外國影響力時，土豪就能「挾習皇以令兒皇」。
既然黨靠不住了，土豪就一面和中國做生意，一面用金權政治鞏固自己的地盤。
這邊要特別強調，「酋長民主」並不只是「政治世家」，而是除了接班參政以外，家族與盟友通常控制多個公職，其影響力更深入控制地方經濟、地方行政（特別是警政、民政），甚至不在位置上仍持續有控制力。
於是我們看到，在大罷免浪潮襲來時，由地方豪強掌握的縣市開始出現種種亂來景象，譬如花蓮民政處查罷團水表，基隆民政局拿人民個資罷免政敵，南投選委會濫用人民個資剔除連署書，這就是地方豪強已經控制了行政官僚，導致違法亂紀的結果。
目前看來，台灣的地方「酋長民主」由於公民社會的抬頭，遠不及菲律賓嚴重，但在中國黨內部權力已經失衡狀況下，花蓮傅家竟能控制國會；而與雲林張家結盟的李-韓家族，也曾競爭總統大位；台中的盧家，則是混合地方派系-外省權貴-親中媒體的聯姻怪獸家族。如果這類型的人物執政，台灣的民主成果將被摧毀，造成兩個結果：
- 毫無忠誠度的地方豪強，毫不忌諱引進外國殖民暴政作為靠山。
- 在殖民庇蔭下，排除地方競爭者，壯大自身家族。
這樣一來，會造成台灣文明倒退百年以上，變成比菲律賓的「酋長民主」還糟糕的「酋長 x 暴政」體制。
因此，我們必須在這次的大罷免和補選中，打倒這些缺乏國家忠誠的地方土豪，才能守護台灣幾十年來的自由、民主和繁榮！
原文出自高雄好過日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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