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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與其矛盾:習近平的現狀

圖片來源:中央社

「一個中國」與其矛盾

持續發展的經濟,產生了對財富貪得無厭地追求,貧富差距擴大、貪汙腐敗蔓延、犯罪處處可見,引來了社會動盪與治安的惡化。這種趨勢在前任領導者胡錦濤(一九四二─)時期就已相當顯著,當然最有危機意識的就是當事者的中國共產黨本身了。

也因此反貪的行動、強化法治、限制言論不遺餘力的習近平政權(一九五三─)迅速地成為了安定的基石,這也是我們所親眼見證的歷程。

事實上,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從透過對外的開放,積極地吸收外資開始的。若說過去的市場結構是因應外部需求的多寡,而影響經濟景氣的高低,那麼這樣的結構原理仍然是存在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這樣的狀況同樣也能套用在內陸與沿海的地區性關係。在二十世紀的尾聲,中國發起了促進內陸再開發的「西部大開發」經濟戰略,這不僅可說是必然的結果,也可說是歷史的課題。

如此一來,與外國有所聯繫的地區是否又會開始出現分離的傾向?而「瓜分」的噩夢是否又會再次出現呢?統治了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也無可逃脫這種對外的既視感與恐懼。

在國共內戰之後,至今仍隔著一道海峽彼此對峙的臺灣,正是如此。與西方合作,早一步達成了經濟成長的臺灣,在一九八○年代之後,與大陸政權「中國」呈現了鮮明而不同的樣貌,並且也獲得了美國與日本等國的支持。因此共產黨政權不能讓臺灣「獨立」、脫離「中國」,並堅守「中國」的一體性,也就是「一個中國」。從歷史來看,這樣的問題不可能只發生在臺灣身上。

圖片來源:中央社

從民國時代就標榜著由「五族」而成立的「中華民族」的「統一」,在現實中也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博克多汗政權下的蒙古,儘管已在辛亥革命時宣布「獨立」,但卻在條約上被明確記載是「領土的一部分」,到一九二○年代才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在名義與實質上得以實現獨立,並維持著同樣的體制直到今天。

原本應該是「領土」的舊「藩部」的脫離,對「中國」而言是無法接受的事。之後的政權不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都不願重蹈覆轍。

在辛亥革命時由督撫重權轉移為軍閥統治的新疆省,在一九三○、四○年代有穆斯林住民(回族)在喀什、伊犁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企圖脫離「中國」而「獨立」。但此舉相當孱弱,很快就歷經了失敗,這番歷程就彷彿是過去張格爾之亂、阿古柏政權再現一般,這樣的局勢一直持續到十年前左右的「維吾爾動亂」。

習近平的現狀

新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並成為構成「中華民族」的「少數民族」之一的「維吾爾族」的「自治區」。這自然是新的「領土主權」之舉。直至今日,仍以「職業訓練」為名,實行著民族同化,這已是眾所皆知之事。或許是恐懼於過去阿古柏政權會再度出現吧。

這之間的事多多少少與內蒙古等其他的「自治區」是大同小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嚴重的就是西藏。西藏在民國初年其實是達成了實質上的獨立。但國民政府儘管忌憚著作為後盾的英國,卻仍然固執的對東西藏=「西康省」實行內地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因戰爭國力疲弊,相鄰的印度一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立刻派遣壓倒性的軍力前往拉薩,實現了「解放」。

在同時發生了朝鮮戰爭的一九五○年代,進駐拉薩或許已被視為是與東方危機並行,決定「領土」統一的生死存亡重要時機了吧。以中國的立場來看,剛建國不久就憑著實力解決了國難,但反過來站在朝鮮半島的立場,則是歷經了南北韓分裂;而西藏是經過了動亂與鎮壓,導致達賴喇嘛十四世(一九三五─)必須要逃亡印度。

若是「中國」以及「領土主權」無法確立,那麼至今仍未找到解決線索的半島問題與西藏問題,就可說是直接的出發點了。

這「一個中國」、「中國」統一與其所引發的矛盾,並非是從今天的習近平政權才開始的問題,而有著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歷史性淵源,而且必須要往前回溯到清朝多元共存的體制去思考,才能理解。

眼前的中國除了有新疆、香港、臺灣等極端尖銳的問題,也有圍繞在南海及釣魚臺等幾乎被遺忘的「領土」之爭。習近平體制企圖透過「社會主義強國」化來達成「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並絲毫不改其強硬的姿態。若將此政治強權看作是「在清朝政權之後,不得不與儼然存在的歷史舊制格鬥,所顯現出來的政權宿命性的弱點」,那是否算是身為歷史學家的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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