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胡博硯，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如果大家有興趣到Google去搜尋難民兩字，你會發現搜尋出來的新聞都是歐洲難民的新聞，尤以德國大量接受難民的政策新聞，與總理梅克爾為此事所承受的責難或者是讚許最多。
難民這個議題，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但全球難民人數在這七十年來逐步的增加，到了去年已經將近七千萬人，這個數字是歷年來新高。這波難民的危機，主要是源自於2010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革命爆發後有很多難民從中東、非洲等地飄洋過海到達了歐洲，其中最主要的難民來自敘利亞、阿富汗等國，而這一波難民潮在2015年達到了高峰，而這些難民最終的目的地主要都是德國、丹麥瑞典等國。
但是，如果從地理位置來說，德國這個國家，似乎是位在中歐底下並沒有靠地中海，距離中東也還有一段距離。那為何，很多難民會選擇德國最為尋求庇護的地方，那是因為德國《基本法》有明確的庇護的規定。而在法律規範下，德國對於難民的收容處理也有一個嚴謹的程序，首先會安置在收容所中查核其身分，而這段時間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長。
黃台仰與李東昇，兩位曾經參加香港旺角2016年警民衝突的年輕人，於衝突發生後，黃台仰和李東昇被控暴動和煽惑非法集結等罪名。他們獲法庭批准保釋，但條件是定期要向香港警方報到。而在2019年他們被傳逃出來，2017年他們到達德國後，向當地政府申請政治保護，並於隔年取得了庇護。由於他們參與事證明確，所以速度較快，但還有更多長達數年的例子。而在這段期間，德國是發給生活費的，即使不多但在上百萬人的生活問題仍是一大負擔。
事實上，德國在處理難民問題也不是一直的那麼果斷，德國除了在二戰後，收容來自原東歐地區的德意志民族難民外，1990年由於南斯拉夫內戰，大量難民湧入德國，在1992年也曾經有收容438191人的紀錄。但這樣的收容規模引來的卻是1993年《聯邦基本法》的修正：針對避難一事加以限制。換言之，德國人並不是全然這麼大方地，時空回到2015年，德國境內也曾發生難民營地遭到縱火的事故，這些外來人口造成的影響，以及龐大財務問題對於德國內部的政治情勢都是大衝擊。
回到我們自己的問題上來說，這次，記者披露的幾名香港偷渡客下落不明的問題，引起軒然大波，這是必然的，因為一方面在政治上這是個敏感的議題，港中台三方對此都非常的戒慎恐懼，但是一但將此問題浮上檯面，處理上就會變得複雜，尤其這些香港人都家屬都還在香港，萬一被當作政治工具來操作，更會陷入困境。
而何以會有如此困境，就在於現在的這些香港人，不同於此前林榮基入境台灣是合法入境，只是要處理延期居留的問題。目前的這些人都是偷渡入境，先天上來說就已經違反《入出國移民法》第七十四條之規定。該條之規定為，違反本法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或《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亦同。
換言之，這裡還會有刑罰的問題。而由於現在難民法治不完整，且《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8條僅規定，「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此一必要之援助何所指並無明確的說明，用來處理延期居留，生活照顧等問題尚且足夠。但能否處理非法入境的刑罰問題，可能就是個大哉問，而歸根究柢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做好準備可能而來的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的難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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