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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論壇》全民懺悔論與政治修辭學——東久邇稔彦内閣

日本富士山。圖片來源:Pixabay(Http://Pixabay.Com/)

本文作者為邱振瑞,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對於日本現代史而言,1945 年 8 月 15 日,絕對是個特殊的時刻,在那個季節裡,有島國酷熱難擋的煎熬,有如雨降臨的蟬鳴,還有隨著戰敗後的幻滅感,以及誰來承擔戰爭責任的問題。毋庸置言,這些複雜因素必然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壓力,卻不時又巧妙改變形式撲向日本國民的面前,使得受制或習慣於集體意識驅動的日本國民,一時找不到恰當的語言表述。然而,在釐清戰爭責任之際,能夠明確運用政治修辭學,進而指出罪愆的起源仍然至為重要,儘管這個講究馬基雅維利主義(權術)的領域裡,向來不輕易對外開放,也非短期內可成功練成。

《戰後思想的出發》。(作者提供)

全民懺悔論的發明

所有事情的爆發皆有前兆。在此,我們列舉當時兩則新聞作為線索,以此認識日本軍部和新聞媒體如何預先鋪塾這起陽謀的話語權。

其一、1945 年 8 月 27 日《朝日新聞》的社論指出:「正如(緒方竹虎)情報局總裁的苦心,(吾等)面對此關鍵時刻,能否扭轉局勢否極泰來,端看吾等一億民眾是否徹底『懺悔』,能否「思想」通透,信仰(國家體制)之深淺而定。……,再者,吾等一億同胞,無需追究孰對孰錯之責,而是全民不分彼此進入『懺悔』的生活。」這是緒方竹虎遭到駐日盟軍司令部(GHQ)的關切(警告),呼籲日本國民應有心理準備所做出的全民懺悔論。

其二、1945 年 8 月 28 日《讀賣報知》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採訪陸軍中將石原莞爾,標題為〈吾全體國民,更應猛省!〉。在此訪談中,石原莞爾這樣回答:「最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大東亞戰爭失敗的最大原因,在於國民道德的低落。有人批評此乃軍閥官僚之惡,然很大部分要歸因於國民缺乏道德知性和道德勇氣,導致戰局陷入窘迫。吾等國民應以此敗戰為契機,並深切反省懺悔,貫徹於國體之信仰……」。

《戰後論》伊東祐史。(作者提供)

稍有判斷能力的人都知道,上述報導旨在主導輿論方向,為戰爭責任轉嫁定調,由此可見,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在任何時候是不容小看。兩天後,1945 年 8 月 30 日,東久邇稔彦首相舉行題為〈重建日本的方針〉記者會,《每日新聞》記者向他提問「戰爭的敗因為何?」,其著名的「一億人總懺悔(全民懺悔)」一詞,正是此時於焉誕生。他這樣答覆記者:「吾認為,國民道德的低落,乃敗戰原因之一。換言之,軍(部)官(方)於半公開狀況,民眾處於暗處行動。當然,他們所以至此,仍因於不了解政府的政策,以及國民道義的衰落。此時,吾等軍(部)官(方)和全體國民,必須徹底懺悔反省。吾相信,一億人總懺悔是我國重建的第一步,亦是國內團結的第一步……」。從政治修辭學來看,皇室出身的東久邇稔彦首相「全民懺悔」的說法,顯然取得了強勢的話語權。它由原先的試探性質,經此話術理據,就此一槌定音,正式轉換成日本全體國民應當面對的課題。

憤懣的聲浪

不過,東久邇稔彦首相的發言,很快引起了民眾和作家知識人們 ,以直接間接的方式,表達他們心中的不滿情緒。因此,各報紙紛紛出現讀者投書,有的投書措辭激昂寫道:「我實在弄不懂,什麼全體反省啦,全民懺悔的說法,到底劍指何人呢?……直到終戰的聖斷(昭和天皇)以來,在各方面我們仍然撐持下來。在國內配給上的不公正和對各事業的怠忽職守,以及相關事務的因循苟且,最終導致戰力低落豈不是那些官僚弊端造成的嗎?而我們的高官顯貴,現在居然有此臉面,要我們民眾『深切反省』和『懺悔』?我含淚試問,難道你要(神風)特攻隊、戰歿者和工殤者家屬及其那些罪孽深重的官員,一起懺悔一起反省嗎?」

另外,有農民投書說:「我們農民對於這次戰爭的目的毫無所知,只相信可能打勝仗但是卻打敗了。既然我們毫不知情就沒必要懺悔,反而是那些欺騙和背離國民的人最應該深切懺悔。」

在工會方面,亦有批評的聲浪:「我們到底要被欺侮到底什麼程度方可罷休!!東京政府的大官們只會說大話,居然把責任推給民眾,說那些支持戰爭的代議士是我們選出來的,而要我們「全民懺悔」。戰爭責任由勞工階層來背負,簡直是豈有此理!」

還有另一種批評之聲:「我們完全被騙得團團轉卻不自知。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不僅經常出現『被騙』一詞,當時的小冊子和雜誌都頻繁使用了這個字眼。總而言之,我每次想到被(軍閥)矇騙,就氣得渾身發抖。」

更有批評者說:「最令人憎恨的是,那些『甲級戰犯們』。我們全體國民都被他們的謊言欺瞞了,我們不知事情的真相,以『一億人齊心協力』來支持這場戰爭,可最終換來的卻是一場騙局。」也就是說,凡事以和為貴的日本國民不再隱忍而以戰爭受害者的立場向政府提出控訴,這可謂是二戰後日本新聞媒介的特殊現象

《擁抱戰敗》英文版。(作者提供)

與上述民眾反彈聲浪相比,來自思想知識論壇的批判,更具根源性並直搗事件的核心。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大熊信行在「戦争体験としての国家」一文中指出:「如果我們從內心深處來批判這場戰爭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正視所有戰爭時期的事實(像批評軍部、官僚的特權、派系主義、失序行為和觀念主義等)一樣,務必使之貫徹。進言之,所謂的批判精神,不僅要直面批判的對象,同時也要以視點來面對自己,否則批判的精神將失去作用和意義……。(《思索》1947 年 3 月號)」。

此外,小說家吉田滿認同大熊信行的觀點,他在〈一個士兵的責任〉一文中提及:「我們在論述戰爭責任的時候,應該具體考察當事人從戰爭中獲得利益的程度,以及其被賦予權限的大小。不過在此之前,我們是否應該更深層地考量開戰的主導者和導致各種殘虐行為的成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國民才算獲得正義和平之名的審判權……」。

眾所周知,吉田滿以小說《戦艦大和ノ最期》聲名鵲起,並曾經支持戰爭和鼓吹軍國主義,但在這時點上,他仍然對於日本軍部發動戰爭表示質疑。或許我們同情理解地看,這是一種日本式的政治思惟的二律背反。

轉向與變奏

從這個事例來看,婦女運動者市川房枝(1893-1981),與吉田滿的歷史境遇頗有相似之處。市川房枝的來歷相當豐富,擔任過《名古屋新聞》(現今《中日新聞》)記者,於 1919 年(大正 8 年)與女權運動家平塚雷鳥創立「新婦人協会」,這是日本第一個設立的婦女團體,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意義。其後,吉川推動修改《治安警察法第五条》女性有結社自由,並於 1924 年(大正 13 年)創立「婦人参政権獲得期成同盟会」,在男子獲得普選權的 1925 年,將該會改名為「婦選獲得同盟」,繼續推動婦女的參政權卓有成果。

不過,進入 1936 年代,日本進入準戰時體制,許多作家承受不住逮捕和關押的精神壓力,因而發表轉向聲明,以換取自身安全,而像市川房枝這樣的婦運先驅,隨著近衛文麿內閣 1940 年推進「新體制運動」,該年7月內閣決議,決定實施「基本國策要綱」,9 月內務省訓令:整頓並強化「鄰組」、「町內會」、「部落會」,10 月成立「大政翼贊會」等重大政策,她也開始改弦易轍了,配合政府的政令,將「婦選獲得同盟」廢除,併納成「婦人時局研究会」,於 1942 年(昭和 17 年)將該「婦人団体」納入「大日本婦人会」。

至此,市川房枝正式被編入「翼賛體制」,成為大政翼賛会的核心人物,其後就任「大日本言論報国会理事」,等同於站在支持戰爭的政治立場。任何人來看,市川房枝在戰前和戰後的立場,顯然是有所矛盾,但人性的弔詭之處在於,這樣的事例,卻是所在多有。

《大政翼贊會的媒體漫畫》。(作者提供)

嚴格地講,探討「全民懺悔」的病灶起源,必然要涉及天皇制的(存廢)問題,而一旦進入這個領域,絕非概要斷句就能說明白,因為憲法和政治學者必須爬梳複雜的歷史脈絡,以解明日本人因傳統政治體制所形塑的價值觀,而這些見解同樣發揮一種作用,它影響著讀者對於歷史真實的判準和接受。如果我們把批判的視點,由文學作品來承擔的話,也許可減少劍拔弩張的態勢,得以從另個路徑接近日本現代史的禁區,進一步看清楚其面貌,說不定這亦符合美籍德裔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迫害與寫作藝術》的旨趣和深意,畢竟這是個困難的法理問題。

墮落與退步

就文本的正當性而言,頹廢派健將坂口安吾的隨筆文章〈論墮落〉,彷彿可做為合宜的起點。在二戰後,他雖然為病痛所苦,仍然投身文學創作,以不屈服的精神姿態,批判時局弊端和天皇制相關問題。在〈論墮落〉一文中,他先引述評論家小林秀雄的觀點:「(日本的)政治人物是不懂得獨創,只會管理和統治(眾人)的人種」。接著,坂口安吾卻提出相反的看法:「不過,事實未必如他所言。儘管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通常如此,但有少數的天才,在管理和統治方法上頗具創意,這些見解成為平庸政客的楷模。

這種獨創如巨大生物的意志,它貫穿於各個時期、各個政治領域中,並以歷史形式顯現出來。從政治意義來看,歷史不是連接組合的產物,而是囊括所有個體而誕生的另一個巨大生物。在歷史的演進形態中,政治同樣進行著巨大的獨創活動。進行這場戰爭的是誰?是東條英機?是軍部?是他們所為,但亦是歷史這個貫穿日本的巨大生物無奈的意志。

在歷史面前,日本人只不過是順從於命運的孩子。就算政治人物沒有卓越的獨創性,政治在歷史形態中也會有獨創性和慾望的。它們如大海的波濤無法停止下來。是誰想出了武士道?

這大概也是歷史的創見,或說嗅覺吧。歷史總是聞得出人性來。武士道是對人和本能的禁令,因此是背離常理,違反人性之物。可是它也是參透人性和本能之後得以形成的,就此而言,它完全是符合常理的事物。

他繼而說道:「我認為天皇制也是極為日本式的(甚至是獨創性的)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創造出來的。天皇也曾經施展陰謀,但最後都一事無成,那些陰謀無一得逞,因此天皇不是被流放孤島,就是逃入深山。不過,這些歷史事實都是因各個時期的政治需要才得到承認。當他被社會普遍遺忘之際,也會被推向政治的前台。」他更直指要點:「天皇存在的政治原因,取決於政治人物的嗅覺。他們非常了解日本人的癖性,並從這種癖性中發現了天皇制。這情形並非「天皇制」莫屬,它同樣可以替換成孔子的儒家、釋迦牟尼的佛教、列寧的共產主義,只是沒能換成罷了。」

讀到這些文字,任何人都能看出坂口安吾的用意:「受萬民尊崇的天皇必須從神壇上走下來」。他希望那些在政治和政策上被美化的聖人(天皇),可以脫下虛偽的面具,回到人應有的自然狀態,盡情表現出自己的愛憎。坂口進而把這種權威的解放稱為必要的「墮落」,而且鼓吹每個人都應該盡其「墮落」,回到有七情六慾的人性中。在坂口安吾看來,這才是墮落的奧義,它可以抵抗強權,又恢復自然的本性。有趣的是,他的論點也激盪著三島由紀夫的認同,三島將其無賴(頹廢)精神視為偉大的退步主義者。

驅逐戰爭惡靈

準確地說,當東久邇稔彦首相祭出「全民懺悔」的論調,引來社會各界的反彈聲浪,作家坂口安吾把「論全民懺悔」和「從皇族到庶民都應當墮落以樂」連結起來,其反諷和批判觀點極富獨創性。

在他看來,只有藉助深刻的反省,摘下偽善的面具,直面戰爭發動者的本質,敢於克服這個因傳統精神禁錮的困境,全民方能邁向有尊嚴的道路,為自己的生活尋得安樂以終的字串。

話說回來,二戰後的日本試圖從廢墟中站起來,與此同時,必須一面清理殘破的家園,一面驅逐戰爭的惡靈,從任何角度而言,都是重中之重的艱難。但儘管如此,這些任重道遠的身影,對於現今的我們仍然具有現代史的非凡意義,而這應當可作為我們追尋現代史意義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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