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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玄專欄》民主的追求 IV:日耳曼的覺醒

港警施放催淚彈驅離反送中民眾。 圖片來源:中央社

連日來,牽動著台灣人敏感神經的「香港反送中事件」,激起了許多人的關注。2019 年 6 月 11 日晚間,香港進入非正式戒嚴,在金鐘捷運站,眾多的香港警察盤查著香港的年輕人們。無端搜身與近身訊問,這早就超出了合理辦案的範圍,況且這些多是學生,如何攜帶危險物品呢?

恍若時光錯置的金鐘捷運站。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隨後,在臉書的社群網站上,出現了張,1933 年「納粹德國」下的德國人民。在納粹軍官逼迫下,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被當禽獸與獨裁者的玩物。這樣的對照,讓人怵目驚心!身處在 21 世紀的今日,原以為民主、自由、人權已是普世價值的我們,恍若進入時光隧道,內心震撼不已。

德國,又名日耳曼,經歷不斷省思、衝突與奮進的過程。由於,位處較內陸,因此不像英國、荷蘭,甚早接觸資本主義的薰陶,成為做生意的民族;亦不似法國,有著怡然的氣候,資源豐沛,具備成為君主極權的土壤。那麼,德國到底有什麼呢?又是什麼因素,讓這個極其嚴謹的民族,躍升上世界舞台呢?

早先的德國,分成 38 個小國家,是個標準的封建社會。相當穩定的領主、騎士、佃農模式,維持好一陣子。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號角吹響後,讓這些封建領主們大感威脅。

一方面,領主想要維持原有的安穩經濟結構;一方面,還怕領地的民眾有樣學樣,反法聯盟因而成立。

有趣的是,當反法聯盟成立,法國成為圍攻的對象,但拿破崙組織的法國軍團,卻成為對抗這些保守勢力,並促成德國封建制度崩解的關鍵!歐洲在 1789-1830 年,產生了共同的價值震盪,在絕對皇權與共和政體間,持續擺盪與尋求平衡。可見,民主的折衝,從來都不是一蹴可幾,而是幾經修正,才會更佳

一個香港父親的話。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自英國的內閣政治、美國的獨立運動、法國的大革命,到德國在脫古入新的歷程中,德國文化的推進是個主因。日耳曼民族的復興運動,透過文字的蒐集與整匯,才開始突飛猛進!德國就像一個大器晚成的小孩,不斷在自我與非我間,尋找受到肯定的價值,這不免,在迷惘的處境中,踏錯了步子

希特勒的出現,宛如是日耳曼的救星。為了鞏固內部的統一支持,製造假想敵,變成第一要務。因此,猶太人成了代罪羔羊,只為凸顯日耳曼民族的優秀。並且,對內以蓋世太保進行極端的監控與言論箝制;對外則是施行帝國主義侵略,來進行反民主的突圍。極其諷刺,這樣的希特勒,卻是由德國人民選出來的。

由於,德國的民主啟蒙較晚,因此德國花了許多時間在探索自己的根源。日耳曼意志的強烈,也在經濟慘淡的時刻,容易引發「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猖狂。

希特勒所帶來的納粹德國,恰巧就在一次世界大戰後,面臨「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對於德國來說,是極大的羞辱與致命傷。

每當,德國提起這段歷史,總是感到羞愧與恥辱。這是一段被蒙去了眼,所種下的「平庸之邪惡」!希特勒的崛起,造成全球的災難,也讓日耳曼的祖靈蒙塵,對照另一張《香港的父母,覺得歉疚萬分》的圖片,想必德國人與香港人,有著共同的哀嘆與歷史記憶!昨日德國,今日香港。日耳曼的覺醒,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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