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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玄專欄》 從普希金到賴和:民族文學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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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文學,讀來總有非常強烈的後座力!或許是因為它的題材大多貼近市井小民,格外能夠觸動人心。有別於法國與英國的文學,較偏重於描繪上流社會的貴族生活,俄國文學經常以「綑綁住人民自由」的農奴制度與沙皇的種種殘酷暴行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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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 年俄國法典規定追捕逃亡農民無時間限制,確立了農奴制度。此後,農民世代被束縛於其地主的土地上,失去更換地主與遷徙權,也漸失去部分的人身權,農民被奴役化了。農民終其一生,被土地所綑綁,作為土地的奴隸,不得逃亡,否則會被追捕與處決… 這就是農奴的悲慘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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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土地貧脊、氣候嚴寒,為了確保糧食供給無虞,沙皇必須進行強烈的社會控制,來讓上層階級能夠持續享受奢華的生活。倒楣的農奴,只能依附著土地,過著辛苦、艱困的日子,永世為奴⋯⋯這種極度的差距底下,極需要一個宣洩的窗口,這道窗口,從普希金開始,被打開了!

十九世紀上半葉,是俄國文學輝煌的時代,普希金(1799-1837 年)的誕生,不僅為俄國現代文學語言奠下根基,也將俄國民族文學推向世界文壇。普希金讓俄國的使用語言,變得通俗與容易。這歸功於卡拉姆津所主張的,「俄國白話文運動——寫得像說的那樣,說得像寫的那樣!」俄國的「說人話運動」,於焉展開。

語言,讓俄國的文化記憶,開始產生新一波的翻轉與震盪。站在浪頭上的普希金,用古典的手法,搭配靈巧的文字,字句簡短卻渾身是勁,在字裡行間所綻放的光芒,催促著俄國人,運用文字記錄被漠視的聲音、被遺忘的過去,以及最珍貴的價值。讓俄國這隻冰凍的北極熊,從冬眠中甦醒,躍然歐洲民族文學之林,也讓俄國文學成為經典中的經典。

被流放,一直是俄國文學家們,常見的遭遇。這在沙皇極權統治的社會下,稀鬆平常。然而,知識分子總是一波又一波地透過文字暗諷、隱喻,批評時政,以推動社會進步與自由化的腳步!普希金,因為寫了《自由頌》等詩歌,而被放逐至南俄。在被放逐的日子裡,他在《致大海》中寫道:「世界空虛了… 喔,海洋,現在你還能把我帶到哪裡?到處,人們的命運都是一樣…」

普希金的哀嘆,聽在台灣新文化先驅者【賴和】的身上,必定有非常強烈的感同身受。賴和(1894 年 5 月 28 日-1943 年 1 月 31 日),台灣彰化人。原名賴河。本職是醫生,但是卻在文學領域留下盛名,是台灣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詩人之一。

賴和不但是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的作家,同時也是台灣 1930 年代作家所公認的文壇領袖,曾經催生、主編過《台灣民報》的文藝欄。如果說,醫師需要一把手術刀,為的是救苦扶傷;那麼,文字就是一把鋒利的解剖刀,割除社會的弊病與揭露底層的社會現象,激起民眾對於自身處境的關注,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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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實主義的筆調之中,有血有肉的文字底下,呈現出的是社會的真實樣貌。《一桿稱仔》可以說是描繪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最經典的一篇台語短篇小說作品。其用通俗的台語,來講述身為佃農後代的的秦得參,在無地可租的情形下,轉而從事菜農。後來由於巡警索賄不成,平時賴以為生的「稱仔」也遭折斷毀損,並以違反度量衡制度而被定罪。秦得參遭逢種種羞辱,悲哀情緒由衷而生,最終選擇以必死覺悟與巡警同歸於盡。

激憤、悲哀,但腦袋卻是異常清醒的。寫實主義的文學,不似奇幻文學或言情小說,它講述的是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藉由文學的筆調,找到生命的轉折與反思;透過文字的洗鍊,給予失落的人,勇氣與力量!這間接促成了民族文學的形成,普希金如是;賴和更是如此… 深耕文化的巨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苦難的時代裡,是社會良知的存在,也是凝聚被壓迫者,人生的一絲希望。恰如狄更斯所說:「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然而,在時代中,最珍貴的價值,依舊會以黑色的墨跡,鑄下最忠實的記錄,傳承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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