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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六四事件30週年 坦克邊的記憶與恐懼爭奪戰

圖片來源:中央社
1989 年六四事件,您還記得多少?華人民主書院與香港支聯會在台北共同舉辦「六四事件 30 週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會場重塑民主女神雕像,邀請六四學生領袖與學者專家與會,六四屠殺見證人方政、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也首次一同出席;方政特別提及,為何當學生撤出廣場時,仍有坦克無情碾壓手無寸鐵的學生?30 年前,六四事件歷史的傷口尚未撫平,當事人的不解與恐懼依舊存在;然而,許多記憶會隨時間淡忘,尤其是當國家透過體制刻意抹去時,這一場由中國主導下的記憶戰爭,在經濟優先的中國模式中,誰是贏家?誰又會是輸家?歷史的長流中,最終將帶來答案。

坦克為何碾壓學生 心中迷團何時解

六四屠殺見證人、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席方政說:『(原音)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殺學生,所以這就是一個,六四鎮壓中的一個迷,為什麼要下這個命令?這些士兵是執行者,有朝一日我們會問這些開坦克的士兵,你們當時是怎麼想的?』

肉體的傷口,可隨時間復原;心裡的疑問,何時才有解答?

1989 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時還是一名大學生的方政與同學平和地撤出天安門廣場,卻被高速行駛的坦克碾過,失去雙腳,現在,方政坐在輪椅上,談到多年心願;但是,與當年衝撞他的士兵對話,解答迷團,在事件平反前,根本是奢望!

回顧 1989 年 6 月 3 日晚間十點,中國解放軍戒嚴部隊派裝甲車掃除路障,強行駛入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的槍聲,從這一刻開始。

6 月 3 日到 4 日清晨,是六四事件血腥鎮壓最慘烈的時刻,方政在紀念碑周圍靜坐,堅守到最後一刻才撤出。

方政說:『(原音)毒氣彈在我腳前面爆炸,包括我被壓,還有我幫助女學生到安全地帶,整個這個過程,可能只有幾秒鐘。』

殘缺的身體,就是六四屠殺事件的重要見證,但他曾被要求,只要承認自己不是被坦克碾壓的,就可以有好日子過,但他從未屈服。

即便事過境遷,不少受害者仍活在恐懼中,無法說真話,方政說,他就認識兩個被坦克碾壓受傷致殘的人,否認自己受傷的原因,以換取穩定的生活;更殘酷的是,方政為救女同學而受傷,但女同學也不敢為方政作證。

方政說:『(原音)六四鎮壓之後,緊跟著中國就是在掩蓋事實真相,包括我救的女學生,她也說她不知道;當時,官方不承認坦克壓人的,像我這樣的事實,軍隊就說,坦克没有壓人,你不能說你是坦克壓的,你要說是軍車。』

哽咽憶六四慘案 戒嚴部隊曾消極不服從

在高壓管控下,說出真相,需要勇氣。

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海外中國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李曉明說:『(原音)我叫李曉明,1964 年生於遼寧省瀋陽市,1989 年 5 月 20 日,我們接到了戒嚴命令以後,我就隨著部隊一起參加了北京戒嚴活動,一直到 7 月底。』

「六四事件 30 週年」研討會中,李曉明就坐在方政隔壁,一個曾是肩負鎮壓學生任務的軍官,一個是被坦克碾過的大學生,方政幽默地說,內心百感交集,他說:『(原音)李曉明當年是一個戒嚴部隊的軍官,我今天跟他坐在一起,其實也是第 1 次,也感覺怪怪的,怎麼突然……這個……我其實沒有太多心理準備,但是好在他這個部隊執行的命令跟我沒有太大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知道我會什麼反應,我很難說。』

李曉明說,他 6 月 3 日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6 月 4 日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集合,當時,有的軍官其實採取了消極抵抗策略,他說:『(原音)我們本來是應該 6 月 3 日或 4 日早晨第一個到達天安門廣場,但師長許峰走在先頭部隊,他沒穿軍裝,帶了幾個參謀,6 月 3 日晚上已經開槍了,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情況,所以他就有點……我覺得是應該良心發現吧!因為我們高炮團是和師部接連在一塊兒的,他回來後,我就在他旁邊,他就說,收不到戒嚴指揮部的命令,進不了天安門廣場,但是我們營長是比較單純的,他說,很奇怪?他說,我們營部有一個電臺,功率很小的,他說,我聽到了,當時戒嚴指揮部喊 116 師、116 師,你們在哪裡?我們說收不到,那個營長就覺得很奇怪。』

李曉明所屬的 116 師師長的消極抗命,讓部隊避開了最血腥的鎮壓時刻,但談到 5 日進入廣場清場看到的那一幕,李曉明突然哽咽。他說:『(原音)我在天安門廣場看到所謂廿萬戒嚴部隊,都在天安門廣場集合,我當時看到的廣場的柱子被裝甲車壓碾碎了,然後,地下有很多裝甲車的履帶印清晰可見,而且,我在垃圾堆裡隨便翻了翻,發現了一個褲子上有一個彈洞,然後……sorry……然後我還看到衣服上面留有血跡。』

李曉明是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說出六四真相的戒嚴部隊軍官,回顧 30 年前的鎮壓,目前已移居澳洲的他說,民主國家絕不會用機槍坦克對待示威者,若當年身份是學生,他也會加入參與爭取中國民主的行列,他說:『(原音)因為當時我是軍人,必須服從命令,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在北京的學生的話,我也可能去上北京,一樣!一定是上北京去遊行去,一起呼籲民主啊!反對貪污啊!像那些所有學生做的一樣。』

記憶的戰爭 造成對六四集體失憶

六四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爭取民主自由最慘烈的一場戰役,許多人像方政、李曉明一樣,經歷了那段過程,將真相公諸於世,當然,更多人選擇刻意遺忘,前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夏業良更直指,這是一段在中國教育中的集體失憶工程。

夏業良說:『(原音)對於中國年輕的一代,很多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六四屠殺真的存在嗎?很多現在的青年人,二、三十歲的人,他們認為這是西方造出來的假的東西,就算你把這個影片給他們看,他們都說,影片或照片都是可以合成的,所以,這個很可怕,這個歷史的真實,這麼大的一個悲慘的屠殺事件,居然被中國官方營造出了這樣的一個後果,讓它消失了。你有没有辦法讓金字塔消失?有沒有辦法讓中國的長城消失?但是你可以把一代人的記憶給它抹煞掉,這就是中國洗腦教育。』

夏教授指出,當年清場過後,中國對六四的定調先是「反革命暴亂」,接著是「動亂」,再來是以「風波」輕描淡寫,現在的中國教科書則是隻字不提,他表示,「悶聲發大財」成為中國策略,讓年輕世代物質化、大眾娛樂化,不用去想文革、大飢荒、六四屠殺等事件。

六四學生領袖封從德則認為,全球在中國的主導下,正在打一場記憶的戰爭。

封從德說:『(原音)從六四屠殺一開始,就形成了一個關於記憶的戰爭,這場戰爭的主導就是中國,並在全世界發動。六四不光是一個直接的暴力,25 萬野戰軍殺到天安門,然後有三千學生和市民死亡,上萬甚至數萬的受傷,不光是這麼一個暴力,六四到今天的暴力,就是對結構性的暴力來控制海外的民運和中國的民運,讓後來的人、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再重新去反抗中國的時候,就像我們在 1989 年反抗中國的時候一樣,頭腦裡邊是白癡。我很高興今天我們開這個研討會是在台灣,如果我們這八九年就知道中國的道統、中國的國統、中國的法統,全部都在台灣的話,八九民運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因為我們以為共產黨是爭取民主的,國民黨是專制的,我們完全沒有真實的概念,如果那個時候有這樣的概念的話,整個八九年,我們就可以把一個天安門廣場,變成幾百個天安門廣場,就是今天的茉莉花模式。』

雖外在環境更緊縮 但抗爭留下可貴的覺醒

六四事件過後 30 年,現在的中國,如何呢?

東吳大學文理講座黃默教授分析,1989 年,民主與專制對抗,雖以失敗收場,但以當前情況來看,中國內部社會抗爭仍舊未間斷過,且目前當權者主張經濟優先的中國模式能否成功,外界存有諸多質疑。

黃默教授說:『(原音)這樣壓迫知識份子,很難想像,這個社會的創造力量從哪裡來?活潑的能量從哪裡來?所以,我持懷疑的。』

中國官方的壓抑下,現在公民運動看似退回到八九民運剛結束後的困頓,但獨立學者崔衛平認為,每一場運動,都會留下覺醒與價值,她並不悲觀,崔衛平說:『(原音)公民社會之後不斷遭到打壓,從現在來看的話,有點像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的這個結局,陷入了困頓,但是,我對每一次運動都留下了社會的覺醒,正能量肯定儲存在什麼地方,不要因為一時的低落而就陷入一種絕望當中,我對中國人的基本的判斷力和對民主的嚮往,我是有信心的。』

六四事件 30 周年研討會中,不少與會者期盼,有朝一日,能到「中國」舉辦六四研討會,就如同方政期待的,真相早日水落石出,讓更多人可以站出來說,我也是見證人!

方政說:『(原音)我想有朝一日,如果中國的政權有點鬆動或者是反轉,很多人就會出來說,我在六四事件中看到了什麼!没有恐懼,有了自由的狀態,這樣的人就會多了,到時候,很多人就會說,我是王維林了,對不對?也許不只有一個,呵!到時候要鑑別那個具體是誰了,對不對?呵!』

方政的笑聲,充滿對自由中國的期盼;30年前,「王維林」隻身站在坦克車前,阻擋車隊前進的畫面,震動世人!當没有恐懼,真相可以大白的一天,也許中國真的不是只有一個「王維林」。

六四天安門事件30週年,中正紀念堂廣場特別舉行「坦克人」裝置藝術展,重現當年場景。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左)、在六四事件中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民運人士方政(前中)及六四參與者吳仁華(右2)等人21日齊聚,一同參觀展出。(中央社)圖片來源:中央社

(新聞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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