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曾昭明，原文標題：五四百年，天朝回歸，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鳥奮力衝破蛋殼。這顆蛋是這個世界。若想出生，就得摧毀一個世界。」
——赫塞，《徬徨少年時》
服從儒官集團的「黨國青年」
2019 年的 4 月 30 日，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北京舉辦「紀念五四運動 100 周年大會」。在他的講話中，他將五四後的一百年，形容為「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 100 年」，而同時，他也界定了「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方向、使命」——堅持共產黨領導，與人民一道，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為實現「帝國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習近平，代表了當下的中國權力集團，對五四的「時代意義」，做出了明確的規範性定義：「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不斷奉獻祖國、奉獻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輩子的頑強奮鬥來體現愛國主義情懷，讓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在心中高高飄揚」。
五四後的 100 年，五四的歷史意義，已然透過現代儒官集團慣常操作的黨國符碼，而濃縮和結晶為一種對「帝國心性」的召喚：青年必須「聽黨話、跟黨走」，成為這個時代的儒官集團藉以實現「帝國復興」的人形器物。
而對這些新一代承擔「愛國主義」使命的「人形器物」，對他們自身的「時代命運」，高舉「帝國復興」大旗的中國權力集團，有什麼想說的嗎？
數位碼農的「功德經濟學」
要追問新一代「黨國青年」真實的「時代命運」，我們或許就不該遺忘了中國晚近關於「996」的爭議。
「996」這個語詞，正表徵出了數位時代的中國青年，在為實現「帝國復興」的黨國召喚下而被塑造出來的「集體品性」：早上 9 點上班，晚上 9 點下班，每週工 6 天，如此反覆，周而復始。
五四後的 100 年，即便是躋身數位經濟行列的中國新世代，依然是長工時制度下的數位農奴；他們只能無奈地稱自己是——「碼農」。數位經濟，並未帶來它一度許諾人們的人性解放與開放社會；當下中國的數位經濟，依然是「粗放式資本積累」的天堂樂園，依然是權力集團之外的青年世代的人間地獄。
中國權力集團對「996 問題」的思維，集中展現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在評論「996 問題」時，《人民日報》將 30 年來的中國的追趕發展歷程，定性為「勤勞革命」的結果：「正是中國人的勤勞與奮鬥，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推動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
我們可以說：「追趕發展」產生了特殊的歷史情境，使得中國的權力集團，得以透過快速集聚和馴服大量的青年勞動力，而獲得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資本原初積累，並利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機會窗口」，完成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
這種世界史規模的歷史轉型，確實是千年一遇的「一次性事件」，但它也暗示了：此後的中國，將不可能再依靠重複過去的粗放資本積累模式，而繼續維持經濟成長的動能。
可悲的是，《人民日報》的社論，卻堅持著「將勤勞革命繼續到底！」：「奮鬥與拼搏，仍將是我們這個快速前進社會的主題詞。而 996 的討論則啟示我們：未來中國的活力，將來自於快樂地去勞動，讓一切創新創造的源泉充分湧流。」
換言之，最高限度地榨取青年勞動力，
依然被認定是中國實現「帝國復興」的經濟社會前提條件。
果真如此，我們就不該意外，《人民日報》的社論，既不譴責資本家的貪婪，也不支持工人的權益，更不維護《勞動法》的尊嚴。
面對「帝國復興」的莊嚴使命，中國青年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也不能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眾所周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門，高懸著一個標語：「勞動才能自由」。然而，當代的儒教資本主義，甚至並不知道基督教神學所最看重的「自由」，而只知道「功德」。所以，在儒教資本主義下，納粹帝國關於「勞動才能自由」的帝國神學誡命，或許就必須基於「接地氣」的考量，而改寫為：「勞動才有功德」。
「聖王專政」：五四運動的技術性終點
關於五四，處於五四後的 100 年，環顧漢字文化群，人們實際上可以說的，卻似乎非常稀少。
關於五四，到了今日，人們不可以說的，遠遠多過可以說的。
關於五四，人們所不能說的事情中，至少有一件，是跨越種種意識形態的差別，而被眾人默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理」：今日的中國，絕對不可能再發生另一個如同五四一般的青年運動。
五四運動之後，僅僅三十年的時間，源自五四運動的新一代「中華主義」建國者，就建立了新的共和國；然而，到了五四後的 100 年，五四已不再是屬於人民、為人民所有、且最終回到人民的集體記憶。相反地，它似乎變成了中國共產黨專有和壟斷的文化資產。
人們心底都明白，受到國民黨與共產黨一致嘲諷的北洋政權時期，由於還缺乏現代威權國家的專政裝置，對中國的青年世代而言，那是這個百年中最自由的歷史時期。不過，經由五四運動而哺育出來的現代「聖王專政」，則絕對不會允許，在自己的眼下發生另一個「五四運動」，也更無法容許現在的中國青年，再度享有五四世代似乎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
因此，我們不該訝異，就在五四後的 100 年，人類會遭逢了 21 世紀的「最黑暗的時刻」。乃至，任何人如果要在我們這個時代反思五四運動，似乎都不該漠視了一個基本的實情：五四運動，最終並未給中國帶來「自由的中國」，卻反而讓全世界都籠罩在「聖王專政」的古老陰影下。
問題是：為何會如此？
五四與天朝主義
在《思想》雜誌 37 期（2019 年 4 月），余英時先生發表了一篇專文：〈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在其中，他提到了：
「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目前大陸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義者，都對『五四』採取了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對『五四』的指控說來說去無非是：民主、科學之類的價值來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國的需要，而且還破壞了中國的本土文化。這是一百年來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但是我進一步檢查了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傾向，即強調中國自遠古以來便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下』型文明；這個文明雖一度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嚴重毀壞，但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必將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來。」
而對這些以「天下帝國」的帝國想像為本的文明論話語，余英時說他深信：「這些『天下』方案，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都是在為中共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
總結地說，在余英時來看，五四後的 100 年，「回歸天下帝國」的文化政治動向，指向了對五四運動的全面否定，而造成這種全面否定的基本原因，無非是要為「黨天下」的政治現實提供文化與政治的正當性。
對此，人們可能不免想要追問：為何五四運動後形成的中國學術和文化群體，經過百年的經營，到最後竟然在「回歸天朝主義」的總體動態下潰不成軍，甚至連絲毫的抗體都沒有？
顯然地，要回答這個回望歷史的提問或追問，我們就必須站在某種「後五四」的歷史情境和立足點上；因為，「五四運動」提供的答案，是無法解決「五四運動」造成的問題的。而且，同樣明顯的是：除非我們能找到確實的答案，我們都將無從選擇，繼續活在「五四運動」的幽靈下。
「自由中國」作為一種帝國想像
在前述余英時的文章中，他高度肯定了胡適在 1950 年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的作為，還特別突出了胡適與蔣介石之間，就是否廢棄民主憲政而展開的劇烈爭辯。
毋庸諱言，在余英時看來，台灣的民主體制，才是真正能表徵五四運動的「歷史遺產」的事物；易言之，台灣當下的民主體制，正是整個五四運動的「自由中國之夢」的歷史體現和昇華。
但如果我們要完整評價胡適等「中國自由派」的歷史地位，余英時先生的文字，就可能忽略了一些明顯的事情：胡適推動的「白話文運動」，正是形成今日「書同文、語同音」的「新秦制」的「共犯構造」之一。歷史地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壯大起來的「國語文」建制，正是今日壓迫維吾爾族、藏族、香港人和台灣人的「漢字帝國主義」的歷史緣起因素之一。（詳情此處不申論，請參閱：〈胡適、白話文與文化帝國主義（下）〉；這篇文字，大致從語言層次的分析，肯定了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W. Pye）的論斷——「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帝國」。）
如果認真追索「自由中國之夢」與「漢字帝國主義」之間的關聯，我們很難不會產生一種印象：「自由中國」的理想，說到底，難道不是一種關於「沒有帝制的中華帝國」的夢想？
確實，假設沒有以「漢字帝國主義」來作為某種基礎性的「帝國文化裝置」，我們就很難想像，「自由中國」究竟如何可能？倒過來說，如果沒有以「沒有帝制的帝國」作為某種「政治無意識」，以「國語文」為名的「漢字帝國主義」，似乎當初也難以穩固地為自身奠基。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關於五四運動的歷史限制，我們或許就可以提出一個假設：五四運動之所以在百年後被「回歸天下帝國」的「天朝主義」所擊潰，根本的原因不僅是源於政治上的暴政壓迫，更深層的原因，毋寧就在於——「沒有帝制的帝國」，勢必將會被「回歸帝制的帝國」所取代。
進一步說，如果就這個脈絡繼續追索，余英時可能也忽略了：直到今天，高聳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身所鑲嵌的白玉浮雕中，有一幅作品就是關於「五四運動」的。
五四運動，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組成元素，是以「中華」為名的人民共和國的基石之一。就此來說，中國知識群體不可能全面否定五四運動，而直接觸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政治基礎。
確實，余英時先生似乎漠視了一個基本的事情：各種天朝主義話語都否定著五四，但他們所否定的五四，是那個主張啟蒙理性的五四，是那個「反封建」的五四，但從來沒有一個當代的天朝主義派別，會去否定主張「中華主義」、「中華民族」和「復興中華」的五四。
換一個說法來論述，我們或許可以主張：五四運動百年之後，當中國的學術和文化群體幾乎全面否定五四運動時，他們也無不同時繼承了五四運動所打造出來的「新中華帝國」。故而，他們與五四文人之間最關鍵的差別，或許其實乃在於：他們已經不再相信五四運動中關於「沒有帝制的帝國」的「中國夢」；相反地，如今的中國文人，從「保守派」到「左派」，都一致認為：沒有「帝制的復權」，沒有現代形式的「聖王專政」，就不可能完成「帝國的復興」。
就此來說，我們似乎不得不做出一個暫時的結論：
五四運動的掘墓人，不是別人，正是五四文人自己。
五四與「脫美入中」
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用台灣天朝主義「左派」為例，來進一步探索五四運動與天朝主義間隱晦而曖昧的關聯。
最近，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發出了一個論斷：台灣的「覺青」，必須要「脫美入中」才有未來。
這種論斷的一個現實參照點，是 2018 年底台灣關於同婚、反核及正名加入東京奧運等議題的公投。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認為，公投結果顯示了：台灣「覺青」受到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影響而形成的各種「政治正確」觀點，已經受到「有傳統道德觀的底層民眾」所唾棄。
對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這樣的公投結果，是不必意外的，正是對台灣的「百年殖民現代性」的反挫。百年以來的台灣，始終沒有脫離日本明治維新所帶來的「現代性」文化的影響。在地政學的意義上，百年來的台灣，首先是一個「脫亞入歐」的東亞島嶼，接著，到了二次大戰後，更是徹底臣服於美帝的「文化帝國主義」之下。
簡言之，台灣的「覺青」現象，不過是「西方精神污染」的副產物；而台灣的「覺醒青年」，如果不能徹底清除這種「精神污染」，藉由「脫美入中」，來重回「天下帝國」的懷抱，就必然注定了，「只能成為美國的戰爭走狗，東亞人民的敵人」。
如果仔細觀察這樣的議論，我們當然不難解讀出：台灣天朝主義「左派」的「新攘夷論」，就宛如 20 世紀日本法西斯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樣是以「東亞和平」和「超克現代」，來作為主張「尊王攘夷」的「帝國的理由」。
只不過，不同於日本法西斯是以日本皇國作為「反帝的帝國主義」的神聖本體，對今日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重建「帝國心性」所依憑的神聖本體，則是指向了中國當下的權力集團，某種可以類比為古典「天下帝國」中「具有政治德性的權力菁英集團」的「中國之物」——換言之，當今中國「黨天下」的權力集團，正是古典「儒官集團」的現代升級版。
進而，也正是依據這種類比邏輯，台灣天朝主義「左派」，將中共幻化為了「中華文明的擔綱者」，領導著以「東西文明衝突」的文明論為基底，具有歷史哲學意涵的「超克現代的世界戰爭」。
最後，按照這種類比，毫無疑問地，一個「自然正當」的結論就是：唯有習近平口中的「黨國青年」，才是台灣青年該學習的樣板；而唯有服從當今中國的「聖王專政」，才是「覺醒青年」真正的家族徽章。
五四：從「邁向現代」到「超克現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描繪這種「文明衝突的世界戰爭」時，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總是不忘提及「反帝的魯迅」。
這個「反帝的魯迅」，據說給予了天朝主義「左派」一個重要的教訓：在知識分子中，是不可能找到「超克現代」的真實力量基礎的，而「只有在鄉間的草民、農民」中，在「沒有被西方的話語波濤給滅頂的，生活在日常世界裡頭的底層民眾」中，以「尊王攘夷」為志向的「超克現代」話語，才可能找到知音。
如果認真說，正是在天朝主義「左派」所論述的「反帝的魯迅」，我們看到了今日的「帝國民粹主義」的某種原型或本原狀態。有趣的是，這個「反帝的魯迅」，從系譜學上來說，並非天朝文人首先發現或發明的，而卻是來自知名的日本文人竹內好。
正是從竹內好所挖掘出的「反帝的魯迅」，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也發現了了屬於他們的五四，一種試圖「超克現代」的五四。
如此一來，台灣天朝主義「左派」所理解的五四，就與余英時所理解的，恰好處於對立的狀態。台灣天朝主義「左派」所詮釋的五四傳統，不但是否定「啟蒙理性」的，而且，還表徵著對「東方王道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間的「文明衝突」的「超克」。
可是，也正是從這個「反帝的魯迅」的日本系譜，我們可以說：這種文化政治意義上的「超克現代」，說到底，是與日本皇國發動的「大東亞戰爭」無法割離看待的；倒過來說，不論是 20 世紀或 21 世紀的「大東亞戰爭」，它們的「世界史的意義」，因此必須在「文明衝突」的地政學對立圖像中，而理解為對「東方王道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的文明衝突」的「超克」。（相關的深入分析，請參閱日本學者子安宣邦的著作，《何謂「現代的超克」》）
篇幅的緣故，就讓我們在此做出一個暫且的結論吧：對天朝主義「左派」，真正的「五四傳統」，是必然意味著一種晚發展帝國的「反帝的帝國主義」的；而同時，在透過五四將中國的國家裝置推上代表「自立性的東亞」的位置後，中國併吞「奴性的台灣」，開展對歐美現代性的反攻和「持續的思想戰」，也就天經地義了。
然而，這種「反帝的帝國主義」，是否就足以說明我們先前遇到的問題：「沒有帝制的帝國」，為何會讓位給「重返帝制的帝國」？對此，我就留給讀者來判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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