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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 余英時盼台灣保持民主認清中國威脅

在余英時看來,台灣的民主體制,才是真正能表徵五四運動的「歷史遺產」的事物;易言之,台灣當下的民主體制,正是整個五四運動的「自由中國之夢」的歷史體現和昇華。圖片來源:中央社

今年是五四運動 100 週年,史學泰斗余英時指出,民主與科學理念在台灣已局部、甚至全面實現,但中國只能藉紀念五四鼓吹愛國、愛黨,可以說「六四以後就沒有五四了」。

余英時日前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寓所接受專訪時直言,中國政權是台灣面臨的最大威脅,但台灣一般民眾不了解,只覺得中國很有錢,為了賺錢必須和中國妥協,「那就看你要妥協到什麼程度,如果妥協到政治上都不顧的話,我想台灣將來就會變成第二個香港」。

余英時說:「現在台灣內部思想非常混亂,沒有一個共同認識,這是很大的危機。」

1919 年的五四運動背景是日本強占山東,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同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認同西方思想,帶動民初青年學生與知識界反思、批判華夏傳統文化,追隨西方提倡的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

五四運動爆發 2 年後,中國共產黨在陳獨秀等人組織下成立。余英時指出, 1949 年中國建政前,利用五四協助自身發展,卻強調「人民民主專政」,聲稱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民主,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直至今日,中共把五四象徵為愛國,宣稱只有共產黨能讓中國強大,因此愛國必定也要愛黨。

余英時表示,民主與科學息息相關,想要有民主,就少不了自由言論、行動與組織,這也是科學所需,因為少了自由,就做不了研究。但中國不想要民主與科學,只想掌握控制人的技術,而不是真正研究知識,因為中國的真理觀念就是「為黨服務」。

中國中央政治局 4 月集體學習、討論五四運動精神,中國總書記習近平要求引導青年「聽黨話、跟黨走」。習近平接著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 週年大會上重彈「愛國愛黨」老調,宣稱一個人不愛國「是很丟臉的,也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余英時說:「共產黨今天講的是一黨專政,假借五四愛國名義、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是它最成功的地方。」

對於習近平集權後嚴控輿論、壓制批評聲浪,余英時說,中國許多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都告訴他,當前中國言論自由是「最壞的時候」。中國以學生監控教師在課堂上的言論,導致教師人人自危,深怕說錯話會導致飯碗不保,以此手段控制知識界,是習近平統治完全違背五四精神之處。

但在余英時眼中,五四精神在中國並未消滅,反而不斷活動,因此他稱五四運動為中國 100 年來的精神動力。

他提到,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一批批反對派出現,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人發起「零八憲章」,人權律師也不斷挺身而出。此外,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去年聲援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成員提到反對共產黨不民主是基於五四思潮與傳統,也是明證。

近 30 年來,台灣民主蓬勃發展,被視為華人世界典範,與中國日益緊縮的言論環境形成強烈對比。余英時說,台灣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的重大成就也是從五四運動而來。

余英時主張, 1949 至 1960 年,第二度五四運動在台灣出現,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與殷海光擔任主要編輯的「自由中國」雜誌發揮不可磨滅的作用。

他表示,台灣原本沒有民主觀念,國民黨當時一黨專政,也不容許民主發展。「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後,鼓吹民主、自由、人權理念,胡適與雷震分別提倡普選與反對黨觀念,即使最後因觸怒國民黨當局而停刊,播下的思想種子仍持續發展,促成 1980 年代反對黨力量出現, 1990 年代首次總統直選。

余英時說:「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學,在台灣可說是局部、甚至全面實現了。今天在台灣研究科學沒有不自由的地方,完全可以跟西方任何國家相比,民主制度基本上也是成熟的,關鍵就在於五四。」

許多人士曾期待,歷經 3 次政黨輪替的台灣能產生引領作用,協助中國邁向民主化進程。但隨著中國整體國力提升,中國近年挾帶經濟資源輸出意識型態與治理模式,甚至以「銳實力」干預、滲透民主政體,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構成威脅。

余英時認為,中國用現代科技控制社會,企圖將反自由、反民主系統推向全世界,或許容易影響厄瓜多等尚未完全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但不可能在美國、英國、法國等有良好民主制度的國家發生作用,因此中國輸出一黨專政模式是有限的。

至於台灣能否對中國步上民主道路產生影響,余英時雖回答「目前不可能」,但提到他接觸的中國自由派人士都希望台灣保持民主制度,作為將來中國發展的可能方向。

余英時說:「這個東西(民主制度)不能保持的話,中國知識分子就會覺得很危險,認為中國人會相信中國不能再搞民主。」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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