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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仕淵談國球誕生前記 從棒球窺探台灣人奮鬥的歷史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報導)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張炎憲台灣史新銳學者講座」第 2 場「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的台灣棒球史」,13 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主講。謝仕淵首先談運動概念在台灣的深耕,再從嘉農到 70 年代的紅葉少棒,試圖解構日本野球文化與台灣的國族認同,並剖析棒球之於台灣人的緊密關係。

當「運動」成為一種信仰

謝仕淵介紹,「運動」體現一個近代社會的精神,一個國家要強盛,即依靠每個人發揮自己最強的力量,同時也要遵守規則,這才是一個文明的象徵。而「運動」的傳入,對於台灣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在資本社會當中,在工作之餘的休閒選擇,那是一個社會調劑跟社會釋放的重要手段;另一個,則是將身體作為一種「資產」,近代國家在徵兵制的確立後,就希望國民的身體健康,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日本統治台灣後,為了因應工事生產需求與加強社會動能,對於身體的「治理」便相對重視,因此,當現代教育系統引進台灣後,「運動」就變成重要的一環。

翻攝自謝仕淵投影片。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日本治台時期,在體育觀念逐漸透過義務教育落實後,台灣人選擇運動已經是一個普遍習慣,因此,運動也開始產生了不同的定義:運動競賽,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空下,在新制度的置入,以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階級差異,造成社會底層對於各領域資源分配不均有所不滿,但是,運動不一樣,因為比賽就要公平。1910 年代曾發生過,某個街庄舉辦小學校(日人就讀)與公學校(台人就讀)的聯合運動會,結果台灣人跑步贏了,在那個情境下,個案運動的勝利,很容易被移情為另外一種殖民地關係解釋的扭轉,進而延伸出一些「化學作用」。

1932 年,有一群所謂的「在京島生」,意即去日本唸書的運動選手,這很特別,因為在那個背景下,有運動選手到日本留學並不常見,有少數人專攻體操,例如林月雲(彰化高等女學校的林月雲,在 1933 年進入日本女子體育專門學校,畢業後以日本代表選手第一候補者身分,參與第 11 屆奧林匹克大會,被稱為「本島最優秀的女選手」。),其中也包括第一個參加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以及嘉義農林野球隊的吳明捷。

他們背後都有個共同的支持者——楊肇嘉,楊肇嘉對棒球很熟悉,他冀望台灣人在所謂的「新學藝」中,也有不輸給日本人的傑出表現,所以投入很多心力在這群有潛力的台灣人身上。這跟我們傳統理解的政治社會運動其實很不一樣,不過,這在當時新聞的號召力跟關注效益下,反而有更多人知道這些人。

因為運動提供了一個公平的機制,也造就了台灣人「機會」,這樣的「機會」可能是在日台不平等的情況下很難得到的,也讓「運動」在部分台灣人心中成為一種信仰。

自 1915 年開始舉行的「全国高校野球選手権大会」,俗稱「夏季甲子園」,在日本是知名度最高的比賽,尤其在 1928 年時,日本開始有全國性的廣播網,所以台灣得以共時性的掌握比賽戰況,而台灣也在 1923 年開始參加甲子園競技,朝鮮也有加入,這就是殖民帝國體育世界的構成。

1923 年到 1930 年,台灣基本上都是北部的球隊在參賽,球員也都是以日本人為主,所以當時的《臺灣民報》反應就比較冷,誰知道,後來的嘉義農林竟然破天荒取得台灣代表權,不僅如此,它也反映出其中多元的族群身份:原住民、漢人、日本人,也因為這個組成跟過去很不一樣,所以《臺灣民報》就用「真正的台灣代表隊」來形容嘉農,一支屬於台灣人的隊伍。

1931 年嘉農榮獲甲子園台灣代表權,返回嘉義市區遊行。翻攝自謝仕淵投影片。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最終嘉農榮獲亞軍,也是日本時代最好的成績,也成為 3、40 年代台灣本土棒球實力最堅強的底蘊。

第一代被年輕人所追逐的台灣英雄

謝仕淵後來訪問了很多 1935 年之後的嘉農學生,發現多數人在還沒認識棒球時,就已經立誓要打棒球,因為他們想要變成像吳明捷那樣的「台灣英雄」。謝仕淵說:「因為嘉農棒球隊在嘉義市區的光榮遊行,刺激了台灣人的許多思考,也逐漸形塑台灣人自我認同的關鍵遠因之一。」

他提到,有「台灣貝比魯斯」之稱的洪太山回憶,第一次看到吳明捷時是小學一年級,因為吳明捷,洪太山加入了棒球隊,也考上了嘉義農林學校,他也說:「衣服繡上姓氏是方便教練在一百公尺外識別罵人。」

儘管起初都沒有出賽機會,到了三年級時,教練近藤兵太郎對洪太山表明「這次比賽要帶你出去」。於是,洪太山驕傲地穿上「KANO」的球衣,他的爸爸很高興,馬上請照相館的師傅在他們家的正廳前拍了一張照片留念,而洪太山也是戰後第一批台灣國家隊的主力。

洪太山,翻攝自謝仕淵投影片。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由此可見,棒球提供了台灣人在日本時代一個美好的投射,對小孩子來說,他也期許下一個明日之星就是自己。

整個嘉農在 1930 年代後 最常被詮釋的觀點就是「一視同仁」的概念,因為嘉農具體實踐了「三民族共榮」,所以從總督到民政長官的論調都一致,對外始終強調這是日本治理台灣的成功;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到底棒球有沒有辦法回應台灣人在抗爭跟認同上,轉化為實際的社會動能?其實沒有,但確實凝聚了台灣人自身的主體,藉由棒球所建構的我群認知之強化。

此外,謝仕淵也描述,苗栗的客家人陳嚴川先生,戰後非常優秀的知名攝影師,他打棒球也是因為吳明捷,因為他們彼此是同鄉,有一次,陳嚴川跟一群小朋友被授命到苗栗車站去迎接吳明捷,因緣際會下,吳明捷拍拍陳嚴川的肩膀,並告誡他:「要好好打球!」因為這句話,陳嚴川果真一輩子「好好打球」。

日本野球雜誌上的吳明捷,翻攝自謝仕淵投影片。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家境富裕的陳嚴川,戰後是中國石油棒球隊的隊員,曾多次參與台灣省運動會棒球賽。白色恐怖時期,陳嚴川與球隊成員因省工委的「苗栗油廠案」被牽連,幾乎全隊都被捕入獄,陳嚴川被關五年八個月,後無罪釋放,再度回到中油公司上班。

1968 年日本讀賣巨人隊訪台時,陳嚴川更以八厘米紀錄片的方式紀錄巨人隊春訓的珍貴畫面,他希望拍給打棒球的小孩子看清楚他們怎麼訓練,讓謝仕淵直呼「不可思議」!

戰後的棒球發展

謝仕淵表示,其實 1944 年到 1945 年間,台灣基層的棒球仍舊穩定發展、結構依然完整。但常常有人在探討,到底戰後的國民政府有沒有支持棒球?客觀來說,當時的國民政府也不知道怎麼「運用棒球」,所以就無所謂的打壓或支持,因為那時比較重視運動所連帶的外交功能,例如足球、籃球跟東南亞的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故政府當然挹注一定的資源在上面,棒球就自然讓它自然運作。

簡言之,就是讓原先在日本時代有過棒球經驗的人,透過自己的網絡、人脈,繼續串聯起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交流、技術支援等,這樣的棒球文化到戰後一直沒有中斷,反而得以延續。根據口述訪談,有一些從日本來台灣指導棒球的人,並沒有意識到台灣是交給一個叫中華民國的國家在管,所以面對這樣的棒球斷層,也很納悶:「你們現在棒球怎麼退步這麼多?」 謝仕淵也説:「所以我們那時只要跟日本打,起碼都是輸十分以上!」

到了冷戰期間,整個東亞的防禦連線成形,促使台灣在當時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有個友好的同盟關係,過程就進行很多棒球賽的交流賽,謝仕淵敘述,有趣的是,當洪太山穿著中華民國球衣,遇到日本隊時,那種很典型的被殖民者面對昔日的殖民母國之矛盾心情就出現了。

因為台灣的棒球老師是日本,藉由楊肇嘉、謝國城等人的關係進行很多棒球技術的指導,因此「後殖民」的困境就在台灣戰後不斷出現。站在非洲殖民論述的觀點,就如同「兒子跟爸爸的對抗」一般,直到 60 年代還是如此。

60 年代末,中華民國開始在國際上遭遇的外交挫敗,只要少棒得到世界冠軍,棒球就會轉化為中華民國爭取榮耀及安定民心的重要寄託,加上後來紅葉少棒的旋風,許多論述:「中華民國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刻,小學生不畏艱苦,苦練棒球為國爭光」便接踵而來,謝仕淵笑言:「連木棍打石頭都發明出來了,實情是打小柚子,打過棒球都知道,打石頭球棒會壞掉!」

紅葉少棒。
圖片來源:擷取自 網路

謝仕淵也補充,事實上,這種媒體描述的「辛苦」,就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訓練方法而已,卻巧妙地與中華民國連結。因此,嚴格說來,「日本野球文化」一直在台灣不停地被再現。

謝仕淵談及,戰後的 80 年代,台灣開始試圖重建自己的棒球歷史,卻都將 40 年代含糊帶過,因為要突顯紅葉少棒戲劇性的興起,接連帶起金龍少棒、七虎少棒等,等於說,這樣的論述是建立在一個標準國族認同的套路下,也因為這樣,讓我們對過去的史實不清楚。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如今,回首台灣棒球的百年風雲,謝仕淵談論的棒球歷史脈絡,引領聽眾進入那個不曾被看見的棒球身世,讓「喜愛棒球,熱愛棒球,沒有棒球就吃不下飯,就睡不著覺,甚至就會活不下去的棒球痴、棒球狂」也能因此而爬梳這段台灣人的「野球精神」及奮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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