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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振瑞專欄》 責任的界限——西田幾多郎

菅原潤《京都學派》。(作者提供)

近幾年來,我由於寫書和閱讀的需要,購入了一批日本近現代哲學家的評傳,不過一時消化不了,只能先通讀自己感興趣的篇章,留下基礎認識,形成問題意識,日後再提出疑點探究下去。在這些哲學家的評傳中,聲譽卓著的《西田幾多郎》,自然是研究(批判)者無法繞開的命題。令人驚奇的是,在諸多支持和反對陣營中,有兩部評價截然不同的論著:《西田幾多郎の姿勢 戦争と知識人》(上田高昭 中央大学出版部2003);《京都學派》(菅原 潤,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為這場爭議中的主角——西田幾多郎展開別具意義的論辯。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の姿勢 戦争と知識人》。(作者提供)

 

菅原潤《京都學派》。(作者提供)

如所周知,當我們討論日本哲學家在歷史作用之時,理性主義者總要發出質疑,西田幾多郎(1870-1945)果真是支持戰爭的哲學家嗎?進言之,以《善的研究》(1911)一書問世,讓西方哲學界為之側目的西田幾多郎,正因其哲學思想晦澀難懂,加諸隱微曖昧的思惟表現,使得他置身在二次大戰期間特殊的語境中,有些費解和偏向的言說,被捲入了至今尚未休止的爭論。

舉例而言,他這樣論述「純粹經驗」的概念:「體驗意味著了解現實本身是什麼。我們可以通過摒棄自我技巧而完成按照事實來獲得。因為通常討論體驗的人總將某些主觀想法摻合到這個觀念中,但是『純粹』即意味著完全按照體驗本身的狀況,而不能摻雜任何思考或辨別。

譬如,看見某種顏色或聽見某種聲音的那一瞬間,在你能思考這是外部事物的功能還是自我感覺以前,或者在判斷這是什麼聲音之前,體驗就已經產生了。因此,純粹經驗等同於直接體驗。當一個人直接體會到自我意識時,就沒有主觀和客觀之分了,認識與認識的對象完全是同一的,這就是體驗最純粹的形式。

於此,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正因為西田這種由抽象支撐的與現實世界的疏離的觀點,吸引著好奇的讀者偵探這段日本哲學思想論壇的風波。

然而,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相較於文學作品的評析,欲客觀理性批判哲學家在戰爭時期的功過,始終來得困難,因為這涉及很多層面,歷時性的和共性時的文本,包括被批判的對象的言行:他們僅只附和當時的時代氣氛,沒有具體行動,有時甚至以沉默表示,那麼這些動作是否都要併入文人為虎作倀的名單裡?不過,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批判者要嚴厲批判哲學者在戰爭期間的犯行,就得全面細緻展開文本的閱讀,通讀該哲學家的全集(日記),從中找到蛛絲馬跡般的線索,方能將對方送上理性的法庭,施予歷史性的拷問。而這樣完成的理性批判,雖說並非最完美的論述,但在某種意義上,可顯示批判者和追訴者的嚴謹態度,以及他們帶來的啟示性的作用。

西田幾多郎全集。(作者提供)

二次大戰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經歷著美國駐軍的占領和托管,隨著其後的社會機能開始復甦,言論思想家也從戰爭時期被軍部彈壓回到反省和批判的場域上,重新審視知識人苦澀的經驗。當然,批判的對象不止美國於占領時期的諸種政治經濟措施,著名哲學家的功過同樣在這份批判的名單中。 1954 年左右,日本左派思想界出現了批判西田幾多郎的風潮,指控西田是這場侵略戰爭中的隱性共犯,不應該用其模棱兩可的哲學話語,為日本的軍國主義提供思想養份,這種作為已然喪失了哲學家的超然地位。許多思想立場較保守的知識人,都被推入了這場批判的漩渦中。然而,在支持西田的上田高昭看來,這是馬克思主義激進人士的慣用託辭,他們擅長編造故事和製造偽新聞,以此來攻擊西田幾多郎,這種無的放矢的指控反而暴露出其險惡的心機。

為了代替西田幾多郎做出申辯,上田高昭自稱通讀西田的所有作品,包括日記和往返書簡等等,都做過徹底的查閱。上田表示,他撰寫此書並非無的放矢,而旨在於還原西田原有的精神姿態,西田不應遭到惡質的抹黑。他甚至明確地說,西田於戰爭時期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主張要有學術自由,反對政治力的干涉。從全書的構架和內容,我們或多或少看得出上田的苦心孤詣,他試圖為西田幾多郎洗刷污名,頗有撥亂反正的意味。

接著,他回溯昭和初期的政治時局,西田曾擔憂軍國主義的勢力正侵蝕著國家的根本,打壓美濃部達吉「天皇機關說」的反撲力量,輕易就能把制憲支持者打入牢獄。此外,他還指出日本存在的教育危機,偏頗的歷史課程正誤導日本學生的歷史觀;發生於 1936 年的軍事政變「二.二六事件」,其後果導致了岡田內閣總辭職,後繼的廣田內閣通過了《思想犯保護観察法》法案。

他進而辯解道,實際上西田幾多郎早已看出軍部的勢力正盛,中日戰爭爆發在即,但是沒有人可以扳回這個形勢,並強烈質疑近衛文麿內閣的政治作為。查禁書籍即是(軍部)施行恐怖主義的證據。好比與桑木厳翼合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哲學家天野貞祐(1884-1980)的著述,以及時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的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神代史の研究》、《古事記及び日本書紀の研究》等四部著作皆遭到了查禁。這個做法表面上在維護天皇制的神聖和權威法統,其實無異於藉此機會限縮言論自由。

正如上田高昭所說,那時西田憂慮日本和美國一旦戰爭,將給日本國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之後,隨著太平洋戰爭愈發迫近,東條英機內閣更為肆無忌憚,民間的國策研究機構「国策研究会」的創立者矢次一夫(二戰後,被視作戰犯關押在巢鴨監獄),一度認為西田是支持這場戰爭的,這個誤傳使得西田的形象蒙上了灰暗。

然而,站在批判立場的菅原潤並未就此作罷,他不僅追究了西田幾多郎的戰爭責任,並將矛頭指向了受到西田思想影響的「京都學派」的四大天王——高山岩男、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鈴木成高等學術精英。二次大戰前,他們的思想論述極具影響力,已成為(軍部)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思想支柱,軍國主義合流,鼓吹民眾應當為國家捐軀犧牲。在菅原看來,這種愛國思想看似堂皇理據,卻是滲透著擴張主義的危險。二戰後,儘管「四大天王」皆被解除了公職(只有西谷啟治一人復職),但仍然必須對這些諱莫如深的思想,做出嚴肅的批判。例如,與西田同列哲學家地位的田邊元,寫過《種的邏輯學的辯證法》一書,他所提出的「種的邏輯」同樣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他說,如果沒有作為民族、國家的種為媒介,那麼個人的個與作為人類的類就無法成立。

只不過,這一主張的應用違背了田邊元的初衷,加劇了二戰前將民族和國家視為絕對的國家至上主義和正當性。

因此,到了二戰後,田邊元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行為思想,從此隱居山間生活,寫出了《作為懺悔道的哲學》。換言之,田邊元用懺悔轉換自己的道路,在他的哲學思考中,反省意為徹底思考,而當思考到極限之時,到達已無法繼續進行的地步,人就會變成「無」。這種「無」會帶來以自身力量未曾預料到的閃念。而這個閃念,即針對反省的拯救之道,或者針對思考的回答,必然會來到每個人的身邊。更準確地說,在田邊元的懺悔道中的「絕對無」,不同於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無」,他的「絕對無」是他力帶來的重生,並為自身開闢了新的道路。正如師從田邊元的唯物主義論者戶坂潤所說,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無」的概念太過抽象了,因於語言的模糊性和多義性,才會被人按需要釋釋,為戰爭和好戰份子所利用,如同希特勒巧妙挪用了尼采的超人哲學一樣,那是哲人思想遭到濫用的後果。這種基於同情西田幾多郎的論點,在其後兩造持續的筆戰中迸出了不少火花,讓不諳哲學用語的局外人,看不清楚戰爭責任的界限在何處?退一步說,當發動戰爭的主事者亟需以本國文化思想做後盾,地位尊崇的哲人又藉此哲學論述的外衣,同樣能發揮假象為真的效果。就此而言,學者 Robert.H.Sharf 在〈日本民族主義中禪宗〉論文中,對於西田的哲學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在他的辨析中,當時出現了許多虛構的「日本人論」(日本民族起源說),西田對此並未做出積極回應,所以他應當負有責任的。正如前述,高山岩男是西田哲學思想的追隨者,他在《世界史的哲學》一書中,即試圖透過這種貌似世界史的論述來建構自國中心主義(=日本中心主義),這無疑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托辭。Robert 進而指出,西田嚐試將日本文化表述為一種「純粹感覺」的文化,說它比西方文化更感性、更審美和更社會化。當西田陷於民族主義的視角,將國體論推向政治至上的高峰之時,論述日本新佛教的意識形態及其進化論上,繼續輸入著優越的「日本精神」。

羅伯特.H.夏爾夫。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在西田幾多郎辭世的前一年,即便他感受到戰爭恐懼的陰影尚未離去,他仍然這樣寫道:「如果人們認為宗教只是關注個體內心平靜而與民族問題不相關,就是大錯特錯了。絕對存在的世界總是與自主存在的形式一樣,是歷史性和形式化的。它應當被稱作民族的。民族是歷史性世界自我形成的方式。國體論就是這樣的個體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自身應該就是民族性的。對國家的真正服從應該源自真正宗教性的自我覺醒,而只追求自己內心的平和則是自私的。」就這段引文的語意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儘管西田在前文多所轉折,重點實則在於文末,亦即個體應當放棄自私的小我,為國家犧牲完成崇高的大我。如果歷史的真實性和哲學用語的真正面貌,需要我們對此做出明晰判斷的話,那麼我們作為享受智識的讀者,同樣有負起明辨是非的責任,為當下和未來的自己釐定責任的界限。

本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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