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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之後】回家鄉深耕議題 嚴婉玲創辦「台南新芽」以公民力量監督市政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報導)野草莓學運結束至今,已過十年光陰,太陽花學運也即將屆滿五週年,當年的參與者有了哪些新身份?又如何開闢新徑實踐理想?曾是野草莓幹部、太陽花幕後推手的嚴婉玲,擔任過社民黨籌備處秘書長,經歷 2016 年台南大地震後,決定留在家鄉創辦非政府組織「台南新芽」,凝聚公民力量來監督市政。

「我選擇一條奇怪的道路,沒有那麼標準與典型。」嚴婉玲說明,地方的 NGO 通常會有個比較在意的議題,比較少做市政監督,像台南社大關注環境議題,台南也有很多文史保存社團,新芽則是補足他們遺漏的地方,或做一個串連,讓他們跟進議題。這可能跟她自己習慣當協調者有關,導致新芽也不小心成為這樣的角色。

被朋友們暱稱為「台南張曼玉」的嚴婉玲。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嚴婉玲也提到,在地方經營壓力團體,與做政黨沒有兩樣,只是追求的目標不同,政黨要有公職席次、有議員,甚至可以選市長,但如果做 NGO 的話,要強調如何讓人民認同,並具有公正性。

經歷兩年時間摸索,台南新芽逐漸步上軌道。對此,嚴婉玲坦言,自己比兩年前剛回來的時候,接地氣很多,她也帶了很多台北的社運模式回來,辦記者會、工作坊與講座,但不是每一項都有效果,而談議題的力道也不一樣,在台南談議題,你更在意的是案子背後碰到的人是誰、有什麼關係,甚至是與空間的連結。

社運的啟蒙 來自政大台史所與野草莓

出身府城的嚴婉玲,生於 1977 年,自小不喜歡被傳統束縛,從台南女中畢業後,先是就讀政大國貿系,隨後重考上政大法律系、師大歷史系,2006 年念了政大台史所,開啟她對戰後台灣史與社會運動史的興趣,進而與社運圈有了聯繫。

國貿、法律與歷史等三種領域的訓練,為嚴婉玲激發出不同的思維與視野,也對她往後參與社運時造成很大的影響。她說,自己與社會科學出身的人不太一樣,商學院讓她懂得從效率、如何達到目標的角度思考,法律系令她意識到制度是要去改變或利用的對象,而她的研究興趣與對社運的啟蒙則是在政大台史所明確找出來的。

2008 年的野草莓學運,是嚴婉玲第一場正式參與的社會運動。她當時已經修完所上的課程,準備要寫碩士論文,在野草莓發生的前一天晚上,發起者張之豪、先前參加政大台史所營隊的台大濁水溪社學生,問她有沒有興趣來聲援他們的行動,剛好她與研究所的學長姐弟妹聚餐,於是隔天下午就一起相揪參加,而她也莫名其妙進入了決策小組。

野草莓十年紀念會,當時的歷史照片。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嚴婉玲表示,她在決策小組的時間沒有很久,大概兩到三週,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彼此互不信任、下一步該怎麼做,即便野百合的參與者回來分享經驗,也沒辦法給出決定性的意見。之後學生拉起糾察線,有學生證才能進帳棚,試圖維持學運的純潔性,由此都可以看出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慢慢摸索的過程,最終長出一個很奇怪的權力結構。

野草莓學運雖有決策小組,但採取接近直接民主式的集體表決,任何提案都需要交付現場參與者投票,卻幾乎做不成決議。對於何時退場,學生們意見相當分歧,決策小組希望展開一項大行動後,就可以離開廣場,但有人認為要做出實際的成果才能退場,也有人被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的話「這種事挺兩天就過了」激怒,決心留下來,導致退場的提案不斷被否決。

「我無法忍受,不知道自己負責的對象是誰,每件事情都無法往前進。」嚴婉玲無奈說道,在第三次提出退場的案子前,她覺得自己把所有人都安撫好,也找到願意退場的人來舉手表決,結果這件事還是走漏風聲,想要留下來的學生動員更多人來,最後仍被否決,這讓她覺得自己幫不了整個運動,也有很大的壓力,於是辭去決策小組一職,並離開廣場,直到 11 月底才再次參與遊行。

太陽花學運期間 作為NGO與學生的協調者 

野草莓無架構式的混亂、彼此互不信任的狀況,讓當年不少參與者感到挫折,也造成了「運動傷害」。嚴婉玲在野草莓落幕後,全心投入寫碩士論文,有一兩年時間,完全沒有接觸社運,直到 2011 年,她幫陳文成基金會舉辦「閱讀台灣 探索自己」的徵文活動,跟文化圈、媒體圈有了些交集,陸續參與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與反國光石化等社運。

2013 年 7 月,台灣多個公民團體串連,正式組織「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抗議馬政府與中國黑箱簽署服貿協議。嚴婉玲也參與其中,並擔任執行秘書,協助律師賴中強、台大教授鄭秀玲與出版人郝明義等人,召開多場研討會、記者會與街頭演講,直接涉入後來的太陽花學運。

同年 12 月底,「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舉辦大型的反服貿集會,雖然還沒創造出全國性的討論,但議題逐漸燒起來,學生也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隔年 3 月,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宣布完成服貿協議的審查,引發學生與社運團體反對,發起 72 小時連續守在濟南路上的抗議行動,而林飛帆與黃國昌等人衝入立法院議場,太陽花學運自此展開。

學生翻牆進入立法院議場。
圖片來源:反黑箱服貿協議粉絲專頁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嚴婉玲作為 NGO 與學生之間的協調角色。她笑說,她覺得自己真的是「現世報」,2008 年的時候,她很天真,想要什麼物資就打電話給林世煜前輩,到了 2014 年,自己變成接學生電話,負責把東西變成來的角色。

她也坦言,作為協調者最大的挑戰是兩次學運的合作與信任基礎不同,318 的學生主體性變得比較強,與 NGO 的想法不一定相似,裡面就會有很多衝突。像佔領議場後,學生仍在思考如何拉高壓力,讓政府願意低頭,像衝進別的地方,增加更大的能見度,但對 NGO 來說,光是要維持濟南路與青島東路的現場,就已經夠忙碌了。

在立法院議場內的學生。
圖片來源:反黑箱服貿協議粉絲專頁

「雙方對事情的想像與判斷不一樣,我在這中間就變成很為難的角色,變成大家指責的對象,衝突有時候會具現在我身上。」嚴婉玲表示,從她嘴巴講出來的話,不是她個人的意志,而是 NGO 的集體決議,但學生們就會覺得是她的意思,像 324 佔領行政院事件後,她傳達 NGO 並不希望有這項行動,學生就認為她想要切割。

從台南大地震看見跨黨派的合作

太陽花學運發生前,嚴婉玲就被找進「公民組合」,密集討論如何籌組政黨,待學運落幕後,便舉辦記者會,宣告新政治、新經濟、新社會等三大目標,希望告別舊思維,但隨著成員越來越多,內部的意見與理念逐漸分歧,最後分裂為兩股勢力,也就是目前以黃國昌為首的「時代力量」與范雲的「社會民主黨」。

嚴婉玲加入范雲的陣營,成為社民黨創黨秘書長,協助開會擬定章程、找辦公室,2015 年也計畫參選新北市中和區的立委,但因為政黨協調的結果,最後決定不參選。她說,不選立委後,她也沒有回到秘書長的職位,便低調參與,私下幫助呂欣潔、苗博雅打立委選戰,但 2016 年的選舉結果令她相當震撼與失落,發現自己被同溫層現象迷惑,她原以為社民黨能拿到兩席不分區立委,但只過了 2.5% 門檻,連 5% 都不到。

社會民主黨召集人范雲。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2016 年大選結束後,還沒想好下一步何去何從的嚴婉玲,先回到故鄉台南休息,在 2 月 6 日深夜,遭逢芮氏規模 6.6 的大地震,市區多棟建築物倒榻。地震後,有年輕人邀請她一同在臉書成立「助台南志工團」,協調物資與發佈正確訊息,在幾天時間內就獲得熱烈迴響。

「這場地震讓我看到在地年輕人可以跨越黨派,願意在此時來做點事情。」嚴婉玲感性說道,在「助台南志工團」裡面有綠黨成員、民進黨小黨工與前國民黨助理,但他們不分立場合作,因為連結這群年輕人的是「青年世代」,而不是特定的政治立場。

以此為契機,嚴婉玲決定創辦「台南新芽」,效仿沃草的模式,透過剪輯議會的質詢影片,動員網路與公民力量監督台南市政,其中迴響最大的影片是議員林阳乙在質詢時,呼籲警察不要抓「短程酒駕」。這段影片公布後,網路社群紛紛轉載、媒體跟進報導,讓林阳乙親自到「台南新芽」粉專留言道歉,表示自己發言不當、酒駕就是要零容忍。

「台南新芽」成立記者會。
圖片來源:台南新芽官網

成立「台南新芽」後,嚴婉玲不斷思索「在地」的意義與概念,試圖拉近理想與人民的距離,但她認為自己還是有些「離地」。她說,過去這兩年,新芽仰賴她的家族支持,所以她一直逃避募款,直到最近辦完兩場募款餐會,才發現自己少了一些機會去學習,她認為這是自己現在要趕快改進的事情,因為募款是一件比做組織更接地氣的事情。

「我的募款餐會既不有趣也不令人感動,沒有讓參加的人真心誠意覺得我在做一件好事,而願意掏錢出來支持。」嚴婉玲自省說,台北場是「剝削」同溫層朋友,台南場則是仰賴親戚與長輩的支持,而不是她真的有能力說服一個陌生人,告訴對方自己在做的這件事很好,應該跟她一起做。

除了監督市政、推廣性別議題外,「台南新芽」未來也會著力於台南校園的不當體罰、霸凌與性暴力議題,以及討論台南縣市整合後的差異。對此,嚴婉玲期許說,新芽該做的事情會繼續推動,但未來不只是埋頭苦幹,也要讓陌生人感受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與自己有關。

「台南新芽」邀市民共同監督市政。
圖片來源:台南新芽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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