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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之後】換條路實踐理想 謝昇佑創辦社會企業成為「溝通者」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報導)野草莓學運結束至今,已過十年光陰,太陽花學運也即將屆滿五週年,當年的參與者從中獲得什麼體悟?現在又有了哪些新身份?曾是台北野草莓要角的謝昇佑,在 2012 年創辦社會企業「好食機」,關注台灣農業與食品加工產業議題,希望透過輔導小型生產者,建立友善農食生產方式,並藉此解決社會問題。

提及逐漸淡出社運圈、決定創業的原因,謝昇佑感性說道,他對社會的關懷始終沒有減少,只是實踐理想的策略與方式變得不一樣,台灣的社會運動裡已經不缺批判者和倡議者,比較缺乏跳進經濟市場中尋找實做解方的人,他也比較喜歡去做沒有人做的事情。

人稱「蟹老闆」的謝昇佑。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這幾年創業後,我深刻感受到社運圈或者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與一般人很遙遠,不只是語言表達深淺的問題,而是整個人所呈現出的身心狀態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兩種『美學風格』。」謝昇佑表示,人類世界最暴力的東西是美學,因為美學沒有標準,覺得一個東西醜,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讓你發自內心的感到作噁、討厭。

謝昇佑繼續說道,如果他們這些自認具有批判能力的人,都沒有辦法試著去擁抱大眾的美學品味,憑什麼要求大眾去接受菁英的審美觀?甚至到最後變成孤芳自賞,從身心狀態就劃了界線,因此他花很多時間學習庸俗,嘗試去做自己覺得很庸俗的事情。

叛逆小子讀博士 參加學運關懷社會

或許有過叛逆的經驗,更讓人懂得關懷社會。現年 43 歲的謝昇佑,出身嘉義,在國高中時期不愛讀書,經常抽菸、打架鬧事或騎摩托車出去玩,高二上學期就被退學,轉到高雄佛光山去唸書。他笑說,當時全班 49 個同學,只有 7 個同學從高一入學就讀,其他 42 個同學都是各地被退學的學生。

高中畢業後,謝昇佑曾做過工廠、PUB 吧台,印象最深的是在三重一家製造牙科治療台的工廠那段時間。他回憶道:「繼續學業完全是個意外,當時的廠長很照顧我,勸身材瘦弱的我去讀書,廠長告訴我『要想辦法拿筆吃飯,不然拿榔頭吃飯會餓死。』另一方面也是兵役快到了,那時候還沒有想要當兵,於是報名補習班,準備考大學。」

謝昇佑拍攝的嘉義風景。
圖片來源:取自謝昇佑臉書

考取實踐社工系後,謝昇佑與原本的朋友逐漸疏離,但與班上同學也處不太來,對他來說,大學生的夜生活很無聊,唱歌、騎車郊遊、喝酒與泡 PUB 等娛樂,他早就都玩過了。後來,班上有個年紀相仿的轉學生,帶著他一起到小劇場參加讀書會,念一些社會學理論,讓他開始覺得讀書很有趣,因此繼續就讀東吳社會所與台大城鄉所博士班。

從研究所起,謝昇佑認真鑽研理論,參與許多研討會與讀書會,但 2008 年陳雲林訪台,讓還在就讀博士三年級的他,意外參與社會運動。他說,陳雲林來台期間,警察與民眾發生衝突,讓許多人感到很憤怒,下課時,台大社會所的學弟告訴他,有群學生在行政院前面靜坐,要不要過去看看,結果他們到現場坐下來後,就離不開了,聚集的人越來越多,他也就越捲越深。

謝昇佑參與野草莓十年紀念會。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野草莓學運的狀態很特殊,它是一個跑在那個年代之前的社運形式,你現在看到的網路直播,在野草莓就有了。」謝昇佑表示,沒有組織的群眾走到廣場後,每個人拿出他既有的能力,擅長組織的就去串聯,會直播的馬上弄個直播,會音樂的就組團,但因為太長一段時間,彼此之間沒有連結與網絡,突然各方人馬衝進來,在那裡競逐決策權。

謝昇佑也指出,這讓社運團體意識到建立信任與平常的網絡連結很重要,後來的社會運動也都更加成熟,盡量避免無架構式的混亂、到了現場才在就地組織的狀況。像 318 學運為了不讓野草莓的「各自為政」再現,學生進入議場後便建立「黨中央」,控制整個場域,但是否做過頭,有沒有保持社會運動的開放性,這都是歷史過程的學習。

創業一路燒錢 認知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野草莓學運結束後,謝昇佑積極參與社運組織、了解社會議題,2010 年到青平台基金會工作,協助社運、培養青年批判思考的能力與打造公民平台。他感性說道:「社運從來都不會有真的結束,也不是你說離開,就能真的離開,很多事情與人牽扯在一起,可能去幫忙誰,然後越結越深。」

但參與社運越深,謝昇佑就越是感覺到其中的問題與瓶頸,決定在 2012 年創業。他說,可能因為他的人生經歷,讓他在做事情時沒有那麽教條,但有些社運的經營方式很怪,他很難說服自己那是合理的,像社運不出去賺錢,而是用募款,理由是他們批判既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捐款者的錢也是從資本體制下賺來的,那為什麼不自己賺?

謝昇佑於2012年創辦「好食機」。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謝昇佑認為,很多時候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是根植在經濟結構底下,像環境問題是過度強調經濟產值、忽略其他價值所導致的,那為何不從前端經濟活動來降低這些問題的發生?有人會說,資本家為了賺錢所以不願意。那為什麼他們這些有理想有理念的人,不自己跳下來呢?如果連他們都不做到,去指責那些資本家個人又有什麼意義?

「這是一個實作方法的問題,不是倡議的問題。 」謝昇佑指出,如果連有理念的人都不去做,連實際的瓶頸都搞不清楚,他們的理想終究只能以批判者的姿態表現,對現實推進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許社會進步的 credits 終究是落在生產批判論述者的身上,但他們都很清楚,真實的社會進步,必須在實作進程中一次又一次找到關鍵突破點,並且累積出可以操作的系統,可能真正的發生改變。那些在實作場域找方法的人,更令他欽佩,也是想要學習的對象。

不過,「好食機」有好幾年的時間都是在賠錢,直到 2017 年才轉虧為盈。「好食機」最初的做法是組織「社區菜市長」協助農友,把生產者的東西直接銷售到某個社區,減少中間盤商的環節,但謝昇佑發現這個模式雖能運作,卻大有問題,不能成為商業模式,這個錯誤也給了他很大的體悟,認知到理想與現實的差異。

「好食機」的辦公空間。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農民直接連結到消費者是浪漫的幻想,在實務上是不可能的。」謝昇佑說明,以台灣的小農體制來說,農民端必須集貨共同運輸,才能負擔運銷的成本,而貨運到消費地之後,也需要集散,因此就會產生產地盤商、消費地盤商和零售通路這些腳色。

謝昇佑也提及,剛創業的時候,沒有搞清楚整個結構,只是浪漫地想要批判資本主義的商業體制,想要減少中間環節讓兩邊獲益,到頭來才發現自己根本搞錯了,因為就算你讓社區跟農民自己訂購,透過宅配物流送到社區,結果宅配物流的過程還是一樣要經過產地和消費地集散的結構,感覺上中間環節變少了,其實不過是宅配物流業者獨大,並不見得就是好事。自己創業後才慢慢體會到,問題不在中間一層又一層環節,而是這些環節是否建立在合理、公平的合作關係中。

「好食機」改變營運方針 轉虧為盈

回顧創業歷程,謝昇佑雖逐漸淡出社運圈,但仍會幫忙,2013 年將「好食機」辦公室遷至台北後,許多社運認識的學弟妹會在裡面開秘密會議,變得像社運招待所。他坦白道,自己初期沒有太認真經營事業,社運團體來的人比商業還多,318 學運爆發後,他很自然地被捲入裡面,但要成立決策小組時,他就趕緊從議場溜出來,避免參與太深,希望能用另個方式來實踐社會理想。

但後來發生 323、324 佔領行政院事件,謝昇佑再次被捲入其中,事業的發展也有了些延遲。他表示,社科院學生想要佔領行政院,但議場裡的同學希望維持現狀,原本雙方在溝通協調這件事,突然就爆發,有人就先衝進去,他本來跟兩個老師在外面,就緊急到裡頭解圍,希望能控制現場秩序,確保學生的安全,自己被判刑也是因為這件事。

323 佔領行政院案二審辯論庭前記者會,謝昇佑站在右一位置。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經過四年多的摸索,「好食機」現在以輔導小型生產者為主,透過舉辦工作坊與編寫課程等方式,提升生產者的食安品質與自主管理能力,同時與大型消費者合作,將他們的產品提供給企業的採購或作為中央廚房的食材。目前合作的對象包含種米、水果與蔬菜的農友,以及豆製品加工、製造油品、烘焙等不同產業。

對於「好食機」轉虧為盈、營運方針改變,謝昇佑表示,在農業產銷體制底下,有很多不健康的現象,如果把它丟掉,另外建構一套結構,需要耗費很大的社會成本與工程,但一條合理的社會改革路徑,一定是從既有的功能接出新的渠道,形成對彼此更公平的連結,然後再逐步擴大「求解範圍」,直到找到翻轉整個結構的關鍵點,才能產生結構改變的效果。

小生產者食安工作坊。
圖片來源:取自「好食機」臉書

謝昇佑也提到,他以前服務生產者的時候,都不太敢說要收費,但收費其實不等於資本主義,彼此可以用各種方式交換,不一定要用貨幣,但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更好的交換機制,就暫時用貨幣作為交換,總不能硬塞個他不要的東西。他的服務必須提出合理、對等的對價,他很清楚這不是慈善,自己做的不是功德而是事業,這才是真正公平的社會網絡與社會關係。

「創業後,有人會揶揄我說『謝先生現在不過就是個商人』。但你批判資本主義,卻不投身商業,那就很難找到實作上可行的另一條路。」謝昇佑表示,事實上,商業作為一種社會交換得經濟體制,無論從歷史上或者理論上來看,並不是只有資本主義一種模式,只是大家似乎習慣只有資本主義一種方式。

對謝昇佑來說,在理論上和思想上批判資本主義已經沒有興趣,他更想做的找到方法,創造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商業型態和體系。他也認為,以不從政、不從商來自我標榜,這很無聊,那只是每個人在社會改革的路徑上,有著不同的選擇,重點是你的初衷有沒有改變,有沒有找到好的方法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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