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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面對海洋:荷蘭人與水搏命攻略

圖片來源:Pixabay

曾經都是海上霸權,何以葡萄牙這般貧窮、荷蘭卻如此富裕?一樣是傍鄰強國的小國家,為何臺灣飽受打壓、荷蘭卻自主獨立?

「面臨如此艱鉅的挑戰,緊閉雙眼是沒有用的。我們已提出方法,知道該怎麼做,也還有時間,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等待。」──(荷蘭三角洲委員會,2008)

三分之二的國土位於海平面以下,低地國與北海有著好幾世紀的恩仇。荷蘭人世代與海為鄰,全國人口密度排名最高的都會區皆緊鄰北海;他們也與海爭地,從十五世紀即著手國土乾拓與造陸,確保木鞋下的土地不再泥濘。為了居民的生計與生存,荷蘭築起總長約三萬五千公里的堤壩和閘門來抵擋北海怒潮;接著陸續啟用了一千座以上的風車,每天從內陸抽出相當於東京市一整年的排水量;最後試圖將奪回來的圩田爛泥轉變成有生產力的阡陌良畝。然而,與自然抗爭,荷蘭也遭受了無數次洪災的反撲與重創,造成難以計數的生命財產損失。

面對海洋,荷蘭人用水利工程不斷挑戰人定勝天的極限。最為人所熟知的水利工程是 1953 年洪水肆虐後,他們在萊茵(Rijn)、馬士(Maas)、須德(Schelde)等河流交會處建設的「三角洲工程」(Deltawerken),這是號稱世界上最大的防潮工程,確保荷蘭不再受到水患影響。而時至今日,荷蘭水利工程的設計亦加入整合性水資源管理的元素。低地國人民從與海洋全面宣戰,轉變到與之榮辱與共,這種與洪水共存的智慧與經驗値得我們學習。

我們將從北海地理條件與荷蘭過往洪災談起,簡述三角洲計畫與相關水利工程的貢獻,以及未來荷蘭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對策。

從北海說起

全球氣候變異所帶來的效應,除了極地冰山消融、各地生態時令錯亂,越來越極端的水文事件亦對人類臨海居住環境造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即便 2007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讓全世界碎了一地的眼鏡,這樣的訊息卻也試圖喚醒人類應該正視海平面上升的潛在風險。

然而,對於荷蘭人而言,「勇敢面對海洋」卻已經是近五十年前的考古題。

北海自古便是沿海諸國展現國力的最佳舞台,在內陸運輸不甚發達的年代,作為歐洲遠洋進出口貿易的門戶,她讓皇室得以品嘗來自海外殖民國進貢的香料乾果,也提供了庶民擴展南北生活物資的買賣通路。另一方面,北海蘊藏的資源也相當豐富,她孕育的魚蟹貝類超過兩百種,包括荷蘭傳統市集特有的鯡魚,以及比利時人鍾愛的貽貝;她還蘊藏油田與天然氣,確立她在政經與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各國在北海離岸風場的商業競爭,更是近年來歐洲再生能源市場上的熱門話題。

從北海周邊地理位置來看,雖然荷蘭只有 350 公里長的海岸線,卻恰巧占據了相當有利的貿易熱點。荷蘭不但掌控了萊茵河內陸航運吞吐的港口,也扼制了從多佛海峽往北歐諸國的航道。而隨著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荷蘭更幾乎壟斷了歐亞經貿市場,加速躍升為海上強國。荷蘭的文藝與科學不僅在此黃金時代蓬勃發展,國力也在十七世紀達到巔峰,成為英國在北海勢力版圖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經貿活絡帶動了土地利用的需求,於是荷蘭人開始與北海爭地,不斷進行內陸排水與造陸。荷蘭的經濟因依附北海而富庶,而他們的海岸與水利工程技術(包括波浪動力推估、漂沙堆積估算、海床測繪、港灣與船舶設計等)自黃金時代以來也打下了深厚基礎。時至今日,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這些全荷蘭人口密度排名最高的都會區,皆緊鄰北海。這些臨海城市不但吸納了龐大的住民、貢獻整個國家三分之二的總收入額,也在全球文化、經貿及食品供應上占有一席之地。

坐擁北海所具備的地理優勢,絕對是荷蘭王國崛起過程中最關鍵的外在因素。

間歇性沉潛的王國

假設我們能從海面遠眺荷蘭,會發現沒有比「平坦」更適合用來形容荷蘭地形了。曾有人打趣說:在古早的荷蘭,只要眼力夠好,人們站在最北的菲士蘭省(Friesland)就可以看到國境最南的林堡省(Limburg)。

荷蘭地處萊茵、馬士、須德等河川交會出海的沖積平原,乃是名符其實的三角洲地形。國土全境將近五分之一為水域,包括自然河川、人工運河、湖泊與溼地,稱之為水鄉澤國一點也不為過。荷蘭地勢最低點在豪達(Gouda)和鹿特丹之間,比阿姆斯特丹夏季平均海平面還低 6.76 公尺,當地市旗畫的是一頭在水面上載浮載沉的雄獅;至於荷蘭地勢最高點則位於東南方林堡省的法爾斯丘陵,標高海拔 322 公尺,僅能與高雄壽山齊肩。

平坦的地勢讓河川在進入荷蘭之後產生辮狀分離,大小支流經年累月在荷蘭國土上刻劃出不同的地景碎塊,不但分割出不同的地方文化,也串聯起城市彼此的競爭與繁榮。然而作為下游出海口國家,荷蘭也得承受河川上游集水區所累積的勢能,以及德法等國的工業污染。以萊茵河在荷蘭每秒 2000 立方公尺的年平均流量為簡單的概念推估,單憑這條表面河川就足以讓荷蘭全國變成一座 1.5 公尺深的超大游泳池。加上荷蘭有大半國土地勢低於北海海平面,因此過去一旦發生豪大雨,荷蘭 60% 以上的國土不是受到大潮侵襲就是內澇成災。放牧地每年都好幾個月積水不退,破損的河堤與海堤一修再修,然而,每隔幾年卻還是會重演潰堤的悲劇。

當歐洲鄰國不斷聳立起直達雲霄的哥德式教堂,荷蘭人仍持續在水患泥沼中奮戰不歇。隨著全球的氣候變遷,荷蘭臨海城市在水利安全上更承受了無形的壓力。根據荷蘭三角洲委員會引述荷蘭皇家氣象局(KNMI)在 2006 年的估算,在不同全球暖化潛勢模擬條件下,到 2050 年荷蘭的海水將上升 15~35 公分,而到 2100 年則會上升到 35~85 公分,而這還不包括內陸相對地層下陷的速度。

荷蘭人沒因此認輸。

摩西時間的延長

荷蘭一直試圖把上帝的手掰開。

根據希伯來聖經的記載,摩西的杖一伸入紅海,海水便分開,露出乾地,讓上百萬以色列人得以通過。早期荷蘭先民亦將海視為惡水、將河視為瘴癘,用盡一切可能方法只為了讓雙腳保持乾燥,好讓自家後方的那畝田能種菜養牛。自十一世紀開始,為了創造新的耕地面積以及居住環境,荷蘭人開始思考以人為方式與水爭地,「圩田」隨即竭澤而生。

所謂圩田,是先在積水的低窪地帶或湖泊池塘周圍圈建堤防與水門,之後慢慢將堤內的水往外排放到堤外。當低窪地乾拓後,原本淤積的窪地終於露出泥炭,人們便可開始從事放牧與開墾等活動。為了維持這些新生地的使用效力,荷蘭人必須不斷與地心引力拉鋸,將低窪地土壤的水導向堤外,並重新規畫排水動線,必要時還得讓河川改道。在過去動力能源缺乏的地區,排水的重任即由風車承擔。

荷蘭的風車通常配備有四片風葉,葉片上還會加掛帆布以助承載風力。風車頂帽一般能夠旋轉,用來轉動風車以面向最有利的風場。透過風的力量驅動風車內部機械輪軸組件,進而推動底部水車運轉,以將低處的水往高處輸送。如此逐漸將荷蘭陸腹的水一級一級往北海送,人民的生活便得以在惡水退散的新生地上扎根。如同維納斯的誕生,荷蘭人相信陽光最後會帶走木鞋腳下多餘的水分,而花也終將在春天的圩田中綻放。

目前在荷蘭有超過三千處大大小小的圩田,陸續啟用過超過一千座的風車,保守估計每天得從內陸抽出相當於日本東京市一整年的排水量。然而,為了避免圩田排水過度而沉陷,或是堤外水壓過高而潰堤,堤內外水位必須取得動態平衡。因此,田間排水渠道的間隔、抽排水量,以及堤內外水位的調控等,都必須經過縝密計算,並由地方專責機構來管理。

隨著科技進步,風車逐漸退役,漸而由現代化抽水幫浦機組所取代。荷蘭人不但在新生地種出了千變萬化的鬱金香,還舖設鐵公路、大興城鎮,甚至蓋了機場。因此,在荷蘭常常可以看見河道與陸面幾乎齊高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是真正傍水而居。

1932 年完成的桑德海工程(Zuiderzeewerken)展現了荷蘭人處心積慮延長摩西時間的堅持與瘋狂。

為了增加更多耕地與畜牧面積,由荷蘭著名的工程師萊利(Cornelis Lely, 1854~1929)所主導的計畫,是先在荷蘭北部內海與外海交接虎口處拉上一道封鎖線,即今天地圖上連接北荷蘭省和菲士蘭省的艾芙堤(Afsluidijk),內海被如此包圍住,水位就不會受洋流影響。這樣一來,荷蘭中部的精華地帶,如阿姆斯特丹與烏特勒支等大城市,就不再受北海威脅。另一方面,由於有內陸河川持續補注,經過長時間的更替,原本苦鹵的內海鹹水就會被淡水取代而成為湖泊,亦即今天地圖上的艾塞湖(Ijsselmeer)。最後,人們不但可以善加利用湖泊淡水資源作為民生用途,還可照慣例將湖泊圩田化,進而創造新的土地面積。

這個瘋狂的構想一開始就充滿阻礙和疑慮。工程師除了要擔心龐大的預算無法到位,還得試圖平息沿海居民的反對聲浪。居民的擔憂其來有自,因為一旦整個內海轉換成淡水湖泊,不但原本的生態系統完全崩解,仰賴漁獲維持生計的居民也將空船而歸。再者,北海衝擊的力量將轉移到其他更北的城鎮,反而大大增加了其他地區居民被海水灌頂的風險。然而,萊利在 1913 年受荷蘭政府聘任為交通運輸部部長,他在評估經濟與人民安全之後,終於得到支持並開始進行這項計畫。

在阿姆斯特堤(Amsteldiepdijk)先遣試驗工程完成後,荷蘭政府決定加速主體建築的工作進度,而 1932 年艾芙堤完工,算是整個桑德海工程最重要的里程碑。這座 32 公里長的堤防高出海平面 7.25 公尺,前後雇用五千名以上工人,以五年的時間竣工,總共消耗兩千多萬噸砂與一千三百萬噸礫土。這道堤防兩端設有船閘供船隻通過,並設計了廿五處排水閘門,固定將內海的水往外海送。桑德海工程完成之後,從艾塞湖誕生四塊面積總合約 2500 平方公里的新生地,提供荷蘭更多生活空間與就業機會,更成為荷蘭第十二個省分。

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從此不必再牽掛海水暴漲的風險,船隻可以從容地從碼頭載貨進出港口,而市區內運河水位下降後,原本的堤防也可功成身退。沿著阿姆斯特丹市區的運河走,可以看到許多早期抵擋海水的新舊閘門,大小船隻在其中來回穿梭。走進距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唐人街,雖然原本橫亙的海堤已不復見,當地新住民卻也巧妙運用儒家哲學思維,替原本的荷文街名安上「善德」二字,提醒遊客莫忘桑德海工程的貢獻。

荷蘭人一度將桑德海工程視為對抗海洋的勝利宣告,今日的艾芙堤堤頂是連接北荷蘭省和菲士蘭省相當重要的 A7 公路,公路上紀念的除了有站在風中睥睨著北海的工程師萊利,還有當年在工程前線胼手胝足的砌石工人。

治水觀念的演變

從傳統的風車到現代的抽水幫浦,從人力堆疊的沙包到鋼筋混凝土的堤壩,低地國的人民從「與水爭地」、「迫河改道」,到「還地於河」、「藏水於民」,最後「傍河而居」,荷蘭的治水觀念隨著時代和工程技術的進展也有所轉變。與水搏鬥多年,荷蘭實踐了「從毀滅到繁生」(From doom to bloom),卻也在傷痛中學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海洋,曾帶給荷蘭無窮的希望,卻也曾毫不留情地抹煞所有堅強的理由。低地國人民對於海洋的情感,從懵懂、依賴、競爭、懼怕,到勇敢面對,他們將與海洋攻防之間的那一份細膩互動,轉換成實際科學的論證與實現。這樣的過程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碰撞、試誤、歸零和修正,目的只為了稍稍拉長校準數據中小數點跳動的距離。

將土地還給河川,或是說讓河川回到它本來的位置,與其說是荷蘭人放棄了馭水的雄心,倒不如說他們改變了對待水的態度。荷蘭人理解到水是不可壓縮的流體,它能夠運移、停滯、轉向、擴散,卻不能沒有空間。因此,荷蘭對於水採取管制但不強制的態度,讓水自由地在鄉野與城鎮中流動,也讓人民習慣水在生活的空間中出現,貫徹真正的「親水」概念。

荷蘭人治水的視野是宏觀的,手段是靈活的,但是根基仍然建立在保障人民需求與安全的核心價值之上。現今荷蘭的總人口已破 1600 萬,隨著水利工程之發展,荷蘭人不但能隨心所欲地控制水流,並能保護居民不再受水患威脅。

放眼未來,在氣候變遷的賽局內,水文回歸週期只能作為政策評估的參考,因為暴雨有可能在下一秒降臨。荷蘭人知道他們不能只是被動地防禦水患,也不能只在災難發生後才採取因應措施或頒布緊急命令。唯有順應變遷,預先建構完善的防禦與救災網絡,並且充分尊重水利工程與氣象專業人員,才能真正與水共存。

本文節錄自《新荷蘭學:荷蘭強大幸福的16個理由》

新荷蘭學:荷蘭幸福強大的16個理由

  • 作者:郭書瑄等合著
  •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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