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超專欄》被遺忘的二七部隊參謀長-黃信卿（下）

前集回顧：《廖建超專欄》被遺忘的二七部隊參謀長-黃信卿（上）

一九四九年春，我離開花蓮之前，曾對信正說過，我要到大陸紅區，找謝雪紅參加革命，共產黨一打過來，我就回來。＜黃信卿家書＞

參加二七部隊而被通緝的黃信卿，名字出現在＜台灣中部綏靖區通緝人犯名冊＞，為了躲避追緝，在 1948 年 3 月來到花蓮，先是在花蓮縣民眾教育館任職，並在明義國小擔任教員，此時化名「陳漢卿」，這樣為了逃避追捕而改名的例子，在另一個二七部隊的成員蔡伯壎的經歷也可看到，蔡伯壎當時化名蔡鐸，於1947年年底被捕入獄，因改名而躲過殺劫。此時的黃信卿跟一位蘇姓女友一起生活，這位女友在228之前便已認識。雖然身處台灣東部，但殖民政府的特務系統並沒有鬆懈通緝行動，所任職小學的一部份人知道他是二二八才逃到東部，明白＜陳漢卿＞只是一個化名；同時間，他的弟弟也在花蓮工作，隨著時局變化，他的真實身分漸漸曝光，花蓮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避禍藏身之處。

黃信卿寄回的家書中提到「我是在 1949 年的 3 月下旬的一個星期日上午，從花蓮米崙碼頭靜悄悄地上船離開了她的。當時我認為到大陸，又要闖進紅區，是件冒險事，根本無法帶她（蘇姓女友）來，我又認為如果她知道我為了到大陸，又要拋棄她的時候，一定要哭要鬧，甚至惹起別的麻煩，使我多年來的願望都會變成成泡影，所以我沒有對她說，當時我也沒有留給她錢，因為我準備的旅費甚不多。」

到了中國後，黃信卿準備進入解放區，參加他心中的「革命」，先到福建廈門，由於找不到進入解放區的路線，又沒有路費的情況下，無奈加入當時國民黨的空軍傘兵，又到陸軍 25 師和海澄縣保安團等單位，當兵六個月，直到 1949 年 9 月，此時他化名「黃德源」。同時期，1949 年 4 月，中國解放軍渡過長江；5 月，蔣介石已知大勢不可挽，先到台灣高雄視察，5 月底，開始「台灣防守計畫」；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這裡順便交代一下黃信卿的下落。後來他逃到了福建，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後來調至上海警備司令部。大約是 1950 年初，曾來上海百老匯大廈（即現在的上海大廈）九樓，訪問謝雪紅。他進門看見我也不打招呼，低著頭，巡直走進謝的居室。他們足足交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坐在隔壁會客室，從門縫中看見他低垂著腦袋邊說邊掉眼淚，那樣子似乎在悔過。他走出來時，我叫了聲：「老黃」，他不作答，也不回頭。謝向我擺擺手，待他走出門後對我說：「事情已經過去了，就別再追究了」。<台中的風雷 古瑞雲(周明)＞

1949 年 11 月到 1950 年 3 月，黃信卿在福建福州參加解放軍並在第三野戰軍駐閩連路處調研科工作。之後調到上海在第三野戰軍（三野）台灣幹部訓練團。1951 年 5 月，他調到華東海軍司令部情報處一科工作，直到 1952 年 5 月。在此時期，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毛澤東將國民黨投降部隊投入戰場，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打破解放軍渡海侵台計畫，一直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簽署停戰協定。不知黃信卿是否想著不久便可以回家，但卻因為韓戰的爆發阻斷回鄉之路。1953 年，他被調到北京，離開軍職工作，到外貿部中國機械進口公司工作，1954 年到 1956 年 8 月，在西安和蘭州的中國土產出口公司工作；1956 年 8 月 1962 年 11 月，他服務於西安的冶金工業部外事處。

再過不久，一場近代最大的政治風暴將席捲全中國，黃信卿自然不能倖免，期間他被冠上奸污罪而被判勞改七年，刑滿後在銅川市崔家溝煤礦場就業，文革結束後，1979 年 11 月，才從煤礦場調到西安市西北工業大學擔任日語教員。雖然不知道黃信卿在文革十年中遭受多少苦難，他的「海外關係」與台灣人身分，應該帶給他不少的折磨，海外關係被視為「反動社會基礎」，雖然不是法律規定的罪刑，但在文革中卻是具有「帝（帝國主義）、修（修正主義）、反（反革命分子）」的通敵嫌疑，是首先被關注和「審查」的對象，一般審查後被孤立、退職、清除出隊，而冠上莫須有的罪名被發送勞改則再稀鬆平常不過。也難怪古瑞雲在＜台中的風雷＞一書中，對黃信卿最後的回憶是「自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聽過他的消息，有人說，可能在那十年動亂中，遭遇不幸了。」

由於滿清在甲午戰爭敗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從此後，台灣百姓都淪為亡國奴。亡國奴，當然你我都不願意當，但無論你願意與否，只要你生在日本統治的台灣，非當不可，這是不是宿命呢？以亡國奴來侮（汙）衊或指罵台灣人，我認為都不符邏輯，因為宿命往往要你負起不是由你造成的罪過的枷鎖。

黃信卿從一個因被發現讀馬克思書籍而遭退學的學生、參加 228 抗暴隊伍中二七部隊的參謀長、奔赴中國解放區參加革命的熱血青年，直到在文革中被勞改的人民敵人，這樣身分和心理衝擊的轉折，在他寄回台灣的家書中，有這麼一段上述的反省與問答，日清甲午戰爭之後，台灣被當成戰敗的賠償割讓給日本，雖說有乙未保台戰爭，但卻無法扭轉命運，「亡國奴，你我都不願意當，但無論你願意與否，只要你生在日本統治的台灣，非當不可」，當亡國奴是否是台灣人的宿命呢？這是他的第一個問題。在他奔赴嚮往的紅色中國社會，是誰用亡國奴來污衊指罵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還是黃信卿自己內心的責問？台灣在日本殖民下，最常被日人以「清國奴」來指罵台灣人，但日本戰敗，早已離開台灣。能指著台灣人的鼻子罵「亡國奴」或「漢奸」的，自然是「祖國之人」。

只要是生在日本統治的台灣，非當亡國奴不可

這是黃信卿為台灣人身分的辯駁，當亡國奴不是出自台灣人的自願。但他不認為亡國奴是宿命，因為造成台灣人淪為亡國奴境地的，不是台灣人本身，更不是台灣人的罪過，自然無需背負如此沉重枷鎖，造成台灣人成為「亡國奴」的，正是祖國之人－中國人。為什麼黃信卿在信中會有如此的問難？也許他想表達的，並不只是台灣人被污衊指罵為亡國奴，而是在諸多的不願意中，「台灣人何時才能決定自己的前途？」。

台灣人不願意當亡國奴但卻非得要當，但這卻不是宿命，無須負起不是自身造成的罪過的枷鎖。日本人罵台灣人清國奴、中國人罵台灣人漢奸，從謝雪紅、楊克煌的「台灣人無漢奸論」便可知道在中國的台灣人是如何遭受污衊，這些指控和罪名，都不是出於自願的宿命與罪過，如何能解除非自願的罪過枷鎖，想必是黃信卿在經歷過文革後，快到生命的終點時的自我問答－台灣人到底何時才能決定自己的前途？這樣的問題，不僅困擾晚年的黃信卿，在台灣人還無法「出頭天、做主人」時，同樣的問題也時時刻刻鞭打、凌遲著每個從祖國夢中覺醒的台灣人，只要沒有真正自治，更進一步來說，在台灣尚未獨立建國之時，這樣的問題，終究會無情的抽打在每個台灣人的身上、內心、乃至靈魂深處，無論生死，終不得安眠。

今天是舊曆七月初八，故鄉最熱鬧的七月節（普渡節）。豬肉（豚），米粉的餅 ，還有演劇。（何朝棟律師翻譯，〈黃信卿日記〉，1981 年 8 月 7 日，過世前 115 日）

用紅筆畫線的部份是黃信卿在 1981 年 8 月 7 日寫的日記，剛好距離他過世前 115 天。從日記中不難發現，他想家了，在肺氣腫治療的過程中，想必非常痛苦，也許他已料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閉上眼盡是家鄉種種。農曆的七月，是台灣人重視的三大節之一的中元普度，心裡想的是普度時殺豬宰羊的熱鬧，以及最常吃的米粉，而演劇可能是在廟埕前演給神明或好兄弟看的戲曲。三個月後，12 月 1 日，在嚴寒的中國西安，黃信卿離開了人世，他的生命終點，再也沒能踏上台灣土地，遺言中交代骨灰能在在父母的墓前。當時的台灣還在戒嚴中，家屬輾轉接到從中國寄出的信件，知道黃信卿已經過世後，曲折地從美國帶回黃信卿的骨灰，離鄉三十二年的台灣囡仔，漫漫歸鄉路，終於回家，只是，已成一捧白骨。

這二十六年來，我無時無刻思念著父母親，他們都已八十多歲了，他們過去身體不很好，很可能都已離開人間，做為一個長子不但沒有伺候過他們，而且他們病危時，又不能在跟前，這是多麼慚愧的事啊。．．．．我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身軀，已像風中的殘燭，將過不了今年的冬天，再多的無奈，再多的相思，在也難回首了。謹此．．．．（＜黃信卿回憶錄＞，家屬自印）

二二八正是許多上個世代的台灣人生命的轉折點。近日高齡九十八歲的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先生在＜武裝台中＞紀錄片的映後座談上，談到黃信卿在二二八中的貢獻，他認為有兩點，第一：黃信卿帶領埔里隊到台中參加教化會館之戰，並成功佔領第八部隊和教化會館，讓台中市免於更大的兵戎災禍。第二：他帶領埔里隊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讓即將圍攻台中的整編二十一師無法裡應外合。這樣的人物和故事，身為一個台灣人，不該遺忘！

（後記：感謝陳怡如小姐和黃豪凱先生，如果沒有陳怡如小姐和其母親對歷史的敏銳度與黃豪凱先生憑藉個人的力量盡力保存史料，如此精彩卻又哀傷的台灣人共同記憶，將永遠覆蓋在遺忘的灰燼中！）